给“萨克森工人报”编辑部的答复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自己的告别辞（1890年8月31日第105号）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刚卸任的编辑部的这个声明对我来说是非常出乎意外的事。也许对编辑部本身来说也是如此。关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在德国党内拥有多数这个问题，我至今一无所知。因此，编辑部今后愿意“希望”什么和“希望”多少都可以随它的便，只是我并不打算同它“一起”希望。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文学家和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怀疑的话，那末看到这种企图宣布我是支持这些老爷的阴谋的极端无耻行为之后，任何怀疑都应该消除了。

我同刚卸任的编辑部的全部联系在于，编辑部几个星期来在我没有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把自己的报纸寄给我，不过我并不认为有必要把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东西告诉它。现在我应当把这些东西告诉它了，并且是公开地告诉它。

在理论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了（一般来说在“反对派”的所有其他报刊上也是这样）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其特点是：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马克思在谈到七十年代末曾在一些法国人中间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时也预见到会有这样的学生，当时他说：《tout ce que je sais，c’est que moi，je ne suis pas marxiste》——“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实践方面，我在这家报纸上看到的，是完全不顾党进行斗争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这也许会使作者们的不屈不挠的年轻人的勇气受到赞扬，但是，如果把这种幻想搬到现实中去，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可是，甚至一个小宗派也不至于实行这种只有中学生水平的政策，关于这一点，从那时以来这些老爷们已经亲身体验到了。

他们几个月来对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积下的埋怨情绪，归结起来，最多也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些老爷乐意去滤出蠓虫，那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德国工人为了感激这一点就应当吞下骆驼。^📜[1]

总之，他们收割的，正是他们种下的。且不谈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内容，他们在发动这整个运动时，是那样幼稚、那样天真而自我陶醉地对待自身的重要性，对待党的状况和党内存在的一些观点，以至于结局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但愿这些老爷们坚决接受这个经验教训。他们之中有的人曾经写出可以令人抱某些希望的东西。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本来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果他们不是那么深信他们目前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是完美无缺的话。应该让他们懂得：他们那种本来还需要加以深刻的批判性自我检查的“学院式教育”，并没有给予他们一种军官官衔和在党内取得相应职位的权利；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和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

“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在该报105号（1890年8月31日）上发表的告别辞中宣称，似乎小资产阶级议会社会主义目前在德国拥有多数。但是多数往往是很快就变成少数的，

“因此‘萨克森工人报’刚卸任的编辑部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起希望，正如当时拉萨尔的幼稚的国家社会主义被克服一样，目前社会民主党中贪求成功的议会派也将很快被德国工人的健康思想所克服”。

如果说我对不久前在我们德国党内发生的大学生骚动的性质还可能有一点点怀疑的话，那末这些大学生的主要机关报之一的前编辑部的这一极端无耻的行为则应该擦亮我的眼睛。前编辑部同我“一起希望”——结果好像我也同它一起希望——以奥艾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辛格尔这样一些人为代表的那一派很快将拥有德国工人的少数，而以前编辑部为代表的“有原则的一派”则将拥有多数。这就是说，把前编辑部的希望简直是诬蔑性地硬加在我身上，因而我得为此向它追究个人责任。

我不曾有任何愿望要去参与大学生和文学家老爷们挑起的无谓纠纷。但是我曾坦率地向每一个希望知道我的意见的人谈了我的意见。如果爱闹纠纷的老爷们也希望公开地听我的意见，那就照这样办吧。

当这些老爷们开始大吵大嚷地反对党的执行委员会和反对党团的时候，我曾惊奇地问自己：他们究竟希望什么呢？这一切是为的什么呢？据我所知，所有这些大吵大嚷都是毫无根据的。在有关庆祝五一节的争论问题上，党的执行委员会也许阐述自己的观点稍微迟了一点。但是执行委员会包括五个人，他们居住在四个相距甚远的地方，因而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商讨出一致的意见。然而，当执行委员会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时候，这个意见却是正确的、唯一符合局势的意见。汉堡事件完全证实了它的正确性。[3]

党团的或党的执行委员会的个别成员在辩论时无疑是犯了错误。这种情况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会发生的，这要归罪于个人，而不能归罪于整个机构。党团在自己的章程草案中有某些地方违反了民主准则。但是要知道，这只不过是个草案，党的代表大会可以通过它，拒绝它，或者修改它。1871年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4]也同样违反过某些手续，巴枯宁主义者老爷们立即抓住这点，当作他们攻击总委员会的表面的借口。尽管如此，现在谁都知道，真正的民主是在总委员会这里，而不是在巴枯宁主义者的委员会那里，这些人为了使国际从属于自己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秘密阴谋机构。

在争论航运津贴时，当时的党团曾有一度不知所措，而企图把“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变成它自身束手无策的替罪羊，当时我坚决站在编辑部这边反对党团。[5]即使在现在我还是会这样做，如果党团或者党的执行委员会真正做了任何对党有严重危险的事情的话。但是现在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注：手稿在这里中断。——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