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致库格曼

……我曾经很为第一次日内瓦代表大会[2]担心。可是从整个情况看，结果比我预期的来得好。在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影响是出乎意料的。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到那里去，但是给伦敦代表拟定了一个纲领[3]。我故意把纲领局限于这样几点，这几点使工人能够直接达成协议和采取共同行动，而对阶级斗争和把工人组织成为阶级的需要则给以直接的滋养和推动。巴黎的先生们满脑袋都是蒲鲁东的空洞词句。他们高谈科学，但什么也不懂。他们轻视一切革命的、即产生于阶级斗争本身的行动，轻视一切集中的、社会的、因而也是可以通过政治手段（例如，从法律上缩短工作日）来实现的运动；在自由和反政府主义或反权威的个人主义的幌子下，这些先生们——他们十六年来一直泰然自若地忍受并且现在还在忍受着最可耻的专制制度！——实际上在宣扬庸俗的资产阶级的生意经，只不过按蒲鲁东的精神把它理想化了！（录入者标记黑体。即使是——恰恰是——19世纪后期马克思主义占据了共运的主导地位后，轻视阶级斗争与政治手段的倾向依然存在，且更加厉害了。一是修正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的自觉阉割，二是斯大林主义的国际派系不但每每在革命形势到来时扼杀革命，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大量引经据典的官家说教，三是众多西马专家们把马克思主义革命传统窒息在经院空谈里。）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他自己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者，而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乌托邦里却有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他们不自觉地强烈地倾向于这堆陈腐的垃圾。愚昧、虚荣、傲慢、饶舌、唱高调，他们几乎把一切都败坏了，因为他们出席大会的人数问他们的会员人数是根本不相称的。在报告中我将要不指名地谴责他们几句。

同时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使我感到很高兴。那里的口号是组织起来对资本作斗争，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在那里，我为日内瓦提出的大部分要求由于工人的正确本能也同样被提出来了。[4]

由我们中央委员会在这里掀起（此事我有大功[5]）的改革运动，目前已经有了巨大的规模，并且已经发展到不可抗拒的地步[6]。我一直没有出头露面，而且既然事情在顺利进行，我也就不再为它操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