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类工作——马克思生活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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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人 类 工 作
——马克思生活记述
FUR DIE WELT ARBEITEN
根据柏林论坛出版社1954年版译出
译者前言
为人类工作
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
一八一八年四月的最后几天给摩塞尔河谷带来了初夏的温馨，桃树上的红花、樱桃树上的白花早就凋谢了。五月初，古老的罗马式城市特利尔的筑有炮位的花园里，早熟的樱桃树已经摇曳着嫩绿色的新果，只有近处的葡萄山上还没有多少春天的景色。葡萄树的蕾芽已经萌发，葡萄藤的嫩汁就象新酿的葡萄酒那样，稠黏地、芬芳地使劲浸入褐色的苞叶象要喷出来似的。暖风轻盈拂过山坡，阳光抚摸着片岩间小粒的石英，这时山上总是一闪一闪地发出闪烁的光辉。
摩塞尔河谷变得生气活泼起来，几个星期以来到处洋溢着渔夫们的喧嚷声，这是从山上传到城里大街上的回声。穿着五彩缤纷的衣服的妙龄少女手挽手地漫游街巷，她们的小辫子上系饰着各种彩色发带，不断地对青年小伙子投以倾慕的流盼。
这时，罕丽达却转身望着她的儿子。她那年青的、但却充满母爱的面庞幸福地注视着那个坐在地毯上玩的儿子的浓厚的黑发，儿子有时瞪着大眼睛望着她。
“他说过，写作必须朴实，必须了解人类的心声，并且让它说出来。另外你知道，他已经为法兰西发现了一位莎士比亚呢!”
一八一七年十月，弗里德里希斯同来自各大学城的五百名大学生一起经由瓦尔特堡到爱森纳赫去。在那里，他的朋友里曼在城堡的骑大发起爱国统一运动。学生们把可恨的反动文告和一根殴打土兵的棍棒扔到火里烧了。
“您请坐，同事先生，我发现您又在生气。”律师指着华贵的罗可可式椅子请客人坐下。
弗里德里希斯是高等法院的陪审官，他参加了泛德意志大学生协会。在该会的纲领中写道：德国是统一的，而且应该只有一种思想、一条心。
弗里德里希斯热情地、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们究竟生活在怎样一个国家里!三十四个诸侯分割了国家政权；成百个关税区把德国内部互相封锁起来；费希特被禁止活动，施泰因遭受迫害，而诗人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则被解除了教授职务； 国王今天是否还履行他的诺言呢?他本来想给我们制订一部宪法，可今天他不再想这件事了!律师先生，您看看人民的处境吧!奴隶制虽然废除了，但是农民今天的生活改善了吗?!我们需要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德意志联邦正处在梅特涅暴君的严密控制之下!
弗里德里希斯从他的坐椅上跳起来，他豪放地做了一个手势，说：
“而您呢，同事先生?我看，您只是安闲地、自我陶醉地读拉辛和伏尔泰的著作!”
亨利希·马克思试图使这位年青的同事安静下来，但弗里德里希斯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
“至于卡尔斯巴德决议吗?监视大学、大学教授和大学生——检查报纸，禁锢思想，通过制订取缔煽动民众的法律放逐一切爱国人士，就连大学生听讲笔记本也要反复侦查。可耻，简直太可耻了!”
亨利希·马克思不知不觉地同意了弗里德里希斯的话。这位青年同事讲得完全对。德意志联邦国家象一座监狱，诸侯们从市民和农民身上榨取高额租税，他们躲在豪华的宫殿里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并且用一个阿谀谄佞的侍臣的宫庭把自己包围起来。他们是德国统一的最可恶的敌人。
弗里德里希斯再次突然打断那位年长的同事的思路，说：“只有我们去创立一个统一的、自由的德国，现状才能够改变!”
他拿着帽子匆匆地走了出来，好象立即就要奔赴反对侯爵们，为了德国统一而斗争的战场似的。
八岁的燕妮·冯·威斯特华伦抱着这位天真的，带笑的四岁男孩，把他引到自己家里。
这些话引起了这位十岁的少年的注意，因为故事感动了他。父亲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发，说：“儿子，你要一边读书一边思考，这样你就会受到很多启发。”
时间过得很快。
考试从八月十日到九月二十四日延续了六个星期。卡尔在考试委员面前接受德文和文学的考试。他的浓密的黑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从他的坚硬的密合的白领子中，隆起一个壮实有力的喉核，乌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一点也不怕地瞧着考试委员会的先生们。
“考生马克思，关于赫德尔你知道些什么?”德文教员含笑地发问。
卡尔·马克思沉思了一下。他在德文课上关于赫德尔几乎没有听说什么，但是他胸有成竹!卡尔考虑要回答。他微微鞠躬，并用坚定的语气答道：
“我想首先谈一谈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尔的伟大著作。我想起歌德，他曾经肯定赫德尔所著的《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在国民教育上具有深刻的影响。这部著作，研究了从我们星球的自然条件到所有赋予人类的天才和力量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把这种历史过程看成一种自然的向前发展。我要附带说明，赫德尔所运用的方法在当时的科学条件下是不足以达到既定目的的。但是，没有赫德尔也就不可能有古典文学。”
马克思迷惑而惊异，可他心里想着却暗自高兴。
他回答了最难回答的问题。
此外，卡尔还成为特利尔同乡会的会员，他穿着大学生的上装，上唇和两颊的毛葺葺的胡须看起来比十七岁的小伙子大一些。在团体的争论中，他是个急性子人。有一天人们谈论艺术的形式，卡尔·马克思大胆地表明了他的观点。他的主张是：“内容和形式一起构成艺术品，两者应该互相补充，构成统一的整体。没有形式就没有艺术品；但是只有形式而无重要内容，也就没有文学艺术。”
因为他还不满意自己说的话，他便思考了一会儿。
倾向于浪漫主义的埃马努埃尔和盖贝尔在细心倾听他的发言，他在青年大学生的活动中显得比较冷静一些。
卡尔在第一学期末的假期里回到了特利尔，他现在已经成了堂堂男子，并且具有更加独立的风度。就象他们度过共同的童年时代那样，他常常陪燕妮坐在花园里听鹧鸪啼呜，有时晚上听夜莺歌唱。
有一天，他拉着幼年时代的女伴的手，紧紧地握着，柔和而低声地对他那“心上的小燕妮”说：
“我们愿意相爱吗，秘密地相爱?!”
燕妮拉着马克思的手放到自己的唇边，以示回答。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就在这个时候决定终生结合在一起；只要卡尔·马克思生活在人世间，他对燕妮的思念也就永不消断。
一八三六年度的假期结束以后，马克思启程去柏林，在普鲁士的首都进行学习深造。公共教育事业在洪堡的影响下有了改进，著名的教授在新建的大学里主持讲学，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用他的石牌楼建筑群美化了柏林市容。
卡尔·马克思开始学习后一年便迁居到座落在施特拉劳旧渔村的由渔夫戈特利布·克勒开设的旅店，并在那里用膳。马克思的求知欲很旺盛，每天都从图书馆带回许多书籍，渔夫老克勒见了怀疑地摇摇头，直率地对他说：
“我这里不是大学，而是人们喝啤酒的旅店!”
一天夜晚，他突然把笔掷在书桌上，从烟碟里拿起一支雪茄烟，从座位上站起身满怀思虑地走出房间。他要把他读过的书再思考一番。
不，历史法律派的这些代表人物，加布勒和萨维尼是搞错了。普鲁土国家和它的法律都不是历史发展的最高产物。他想，法律应该不断地继续发展。他在思考中清算了法律学派，他认为，法律学派是这样一个学派：即它通过昨天的卑劣行为来使今天的卑劣行为合法化。这个学派宣称：如果农奴所受的鞭挞是传统的，是经过岁月和历史允许的，那么，农奴反抗鞭挞的一切呼吁便都是叛逆行为。……
他情不自禁地跳起身从一叠整整齐齐的纸中抽出他的一个笔记本，自言自语地说：
“凡是经不起我批判的东西就应该废弃，那怕这种观点是代表权威的。”
不！他不会提借助徭役，绝对不会的！他沉思地看着札记本上的摘录，那是他在特利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中学当年青气旺的学生的时候在毕业考试前记录下来的。
昨天，他用辛辣的嘲讽刺激了其它系的几位同学。他决心写一首关于医学系学生的短诗，那些医学系的学生硬把心理学、数学、人类学和伦理学都归纳为肉体的演进过程。他们认为，一种花，只有当它适于煮成洋葱胡萝卜汤的时候，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
他嘲笑、刻画有些人在讲演时的痴愚相。只有纯粹的数学家吗?啊!那些斤斤于计算数字的人没有别的兴趣，他们不关心热烈活跃的生活。
马克思知道，他的诗没有显露多少诗的天才，但是它的内容却是真实的经历。
这对于他来说是决定性的。
他现在已经同她订婚几年了。在这期间，燕妮自己必须经受艰苦的考验，她因此而患了重病!亲眷们认为马克思是一个烈性汉子，马克思对此一笑置之。他信赖燕妮的爱情。
马克思怀着这种心情回到了大学。在途中，他又有了一番无谓的思虑。所好的是，黑格尔信徒甘斯的讲课一直使他感兴趣，否则他要无休止地遐想下去。他也喜欢里特尔教授。甘斯和里特尔是他所最尊敬的教授，因为只有他们能给他一点知识。
马克思晚上常到“博士俱乐部”去，这是一个青年黑格尔派的交谊性组织。大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和教员弗里德里希·科本正在那儿主持讲演。
这个博士俱乐部是一个青年的反对派的知识分子团体。它的几次讨论会已经在城里引起了一些轰动。虽然人们也认为，正如他们自己所申明的那样，这还不是最后总结的智慧，可是科学家、公务人员、商人和医生都同情青年黑格尔派。
当马克思被引进来的时候，人们首先对他怀有异样的感觉。他们起初以为，这位青年大学生在争论中恐怕不会有特别的见解。但是第一次辩论表明，马克思很熟谙黑格尔和他的哲学。
一天晚上，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种思想，几年之后，他把这种思想作为序言写进了他的博士论文：
[4]
他激昂地说出了他刚才所想的话，布鲁诺·鲍威尔报以热烈的掌声。弗里德里希·科本被青年马克思的知识和斗争勇气所感动，微笑地说：“这才是从自己心中说出来的。”
一天晚上，在一次激动的谈话之后，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给他的父亲，并且告诉他博士俱乐部的事情和它的目的。“这里在争论中公开了很多对立的意见，并且我总是紧紧地钉住现代世界哲学。” [5]
马克思用他的难于朗读的文章报告他的文学造诣。
“学期末，我又找到了牟塞的舞蹈和沙提尔的音乐，在我寄给您的那最后一本里，通过不自然的幽默……，通过失败的、幻想的戏剧表现了唯心主义，通过这些直到最后他完全突然变化，并且转为纯粹的造形艺术，而绝大部分没有令人鼓舞的目的，没有奋发的思路。但是，直到看了最近写的这些诗，才突然像叫魔杖打了一下似的，唉!这一击在起初真是毁灭性的，……一个直正的诗歌的王国像遥远的仙宫一样在我面前闪现了一下，而我所创作的一切全都化为灰烬了。”
最初几天，他去游览施普雷河，参观维尔茨豪斯公园的活动，听渔夫克勒的风趣的谈话。但是过了些时候以后，他感到好象失去了什么似的怅惘。马克思又被书籍和讲课吸引住了，他忘记了其它的一切。他被丰富的科学资料所吸引，他不倦地工作，通常是单独一个人从事研究，探索他自己的道路。
每当卡尔在大街上走的时候，他总是注意观察一切事物：正在游戏的儿童，官府中戴着大礼帽的大人先生们，走街串巷后正在休息的鞋匠艺徒，以致那些自个儿狂吠的狗。但是他不只是观察表面，而是试图去观察事物的深邃处，他研究社会差别的原因，居民区贫富之间的矛盾。
在柏林和在莱茵省一样，那里的工业高度发展。在这段时期，交通技术在德国发生了巨大的飞跃：一八二七年莱比锡至阿尔腾的铁路线通车了；一八九三年莱比锡至德累斯顿的铁路也通车了。它是德国的第一条货运铁路。
但是德国的交通发展比起英国来缓慢的多。卡尔·马克思认为，其中的原因是诸侯们考虑不要失去他们从旧官道上得到的这些收入，而且邮政也是侯爵冯．图尔恩和塔克西斯私人经营的事业，甚至货运的马车夫、客栈旅馆的老板和制造车辆的车匠等都是铁路的顽固反对者。
工业无产阶级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仅仅获得不足温饱的极低工资，在死亡线上挣扎。相反，工厂主却一天比一天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购置豪华的别墅、大量的土地，拥有仆役和家庭教师，俨然尊贵的容克地主的样子。
卡尔·马克思看到富人生活和近代工人赤贫之间的显著矛盾，这使他沉思，他甚至几个晚上都在想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恶劣状况。
他的指头抚摸着黄色的绸绢，燕妮的形象就浮现在他的眼前。近年来她长得更美丽了。他想到上学期末的假期中和她的一次谈话，想到同燕妮的母亲发生的争执。
卡尔在柏林学习四年，最后一学期他很少离开自己的房间，连夜赶写他的博士论文。
一八四一年的一个春天的清晨，他放下了手中的笔，愉快地走到开着的窗户前面。他深深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右手抚摸着前额。他为完成了自己的创作而感到骄傲。伟大的博土论文《德谟克里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已经写完了。
但是马克思总还是不满意，博士论文应该有个序言，一个不受拘束的序。
“在哲学的历书上，普罗米修士是最崇高的圣人和殉道者。” [6]
他的研究著作于一八四一年三月三十日完成，他把博土论文送给耶拿大学，后来耶拿大学授予了他“哲学博土”的学位。
为人类工作。
——卡尔·马克思
他一到波恩就立即赶去莱茵河凭眺。他走到古老的穹桥上，那是联结城市和博伊尔郊区的一座桥。利·伦大主教昔日居住的地方就在那七山脉环抱之下，它在夕阳斜照里发出灿烂的光辉。后期罗马式的大教堂的石板屋顶闪烁着淡青色的光芒。卡尔一直走到桥中间，观览奔腾不息的江流。那时乘船航行必须经过许多邦界，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的思想便停留在不幸的小国群和德意志国家的分裂问题上。
青年博士马克思同这些革命的诗人们一样，也在向往一个统一的德国，在那里没有内地关税和经济限制；向往一个民主的德国，在那里永远消灭了暴虐的侯爵们的统治。马克思想起格奥尔格·赫尔韦格所作的一首共和主义的自由之歌中的一节：
“甚么地方还有暴君，
让我们勇敢地抓住他，
我们爱的够久了，
他想到法兰西的六月革命，想到黑森农民的六天起义，想到一八三二年汉巴哈大典以及所有爱国人士遭受迫害。革命的资产阶级到处都开始发动起来，向政权进军。
在回旅馆的路上，他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加以深思熟虑。回忆和计划常常使他苦思，因为他一旦有了某种思想，总是试图想出一个结果来。
马克思等候了几个星期，后来他知道，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和它的大学的全体教师拒绝他当哲学讲师，他们想把马克思排挤出教育界以外去。
他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的父亲，同时也告诉了燕妮，并且用极大的热忱投身到新的研究中。
在中世纪建筑的科伦城区，有着狭长如画的长街，街上有漂亮的市民住宅群，这些住宅群耸立在古老的教堂和有名的哥特式建筑的圆顶之间；与此相反，科伦的新城区则表现了近代建筑的特征。
科伦自古以来就是一座大城市。特利尔和帕德博恩的主教区同属大主教的管辖区。城里的商业已经日益繁荣起来。
这里的空气比波恩更自由、更宜人。由于中世纪的一再改革，汉萨同盟时代强大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步的同业工会，这一切影响着这个古老的莱茵城的居民的精神。
这里出版的《莱茵报》把马克思当作第一批撰稿人之一，因为他经常从波恩给该报投寄文章。《莱茵报》的创办人很久以来就在物色一位可靠的主编。
一天，发行人康普豪森和汉泽曼正坐在发行人办公室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两位发行人的朋友贝特霍尔德·奥尔巴赫走进来了。
他把刚才从赫斯那儿收到的一封信递给康普豪森，一面向他喊道：“先生，我相信我们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了!”
康普豪森是一位沉着的实业家，莱茵河畔资产阶级自由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议员，他很久就推崇黑格尔左派的理论家。他从容地接过信，念道：
“你将高兴，这里结识了一个人，他现在也是我们的朋友了。……你可以料到，这位伟大的、也许是唯一的、当代有生气的，实在的哲学家，首先是无论他在那里公开出现(写文章或讲演)，他就吸引着整个德国的视线。他的倾向或他的哲学修养，不仅超过了斯特劳斯，而且也超过了费尔巴哈，最后很有意义的是……
马克思博士——我就是这样把他作为偶像称呼——是一位还很年轻的人(大约最多不过二十四岁)，他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他把深邃的哲学的严肃性与辛辣的讽刺结合在一起。你想想，他一个人集中了卢梭、伏尔泰、费尔巴哈、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等的全部才能——我说的集中，不是杂凑——这就是你现在邀请的马克思博士。”
康普豪森终于问道：“那么，您以为怎样?赫斯的信如此推崇备至，他一定有他的理由，他向来是不轻易称赞别人的。”
康普豪森读过马克思写的文章。他清楚地知道这位青年通讯员的杰出的学识和才干，他也知道马克思的文章激烈地反对普鲁土的反动派，热烈地维护革命的民主政治。
他说：“我也曾经想到马克思，我同意赫斯先生的建议。”
奥尔巴赫狂喜道：“那好了，往后一切会明白，您们是不用操心了。”
这样，马克思就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
当时，作为政府反对派的莱茵地区资产阶级的机关报的纲领还是温和的，它只要求普遍的选举权，公开实行政府答辩和出版自由。在经济领域，它要求减轻奋力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困难，节约国家财政，扩建铁路，降低诉讼费和邮政费用等。
但是，纲领中却没有一个字涉及新兴阶级，即在莱茵工业城市已经形成的近代无产阶级!一切记载的都只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
马克思就任主编职务以后几天，他召集编辑和工作人员到他那儿去开会，他焦急地等待着开始的时间，雪茄烟在烟缸里熄灭了。他彻底的考虑了报纸的新纲领。他觉得原来的内容太软弱无力，他考虑将来反对封建制度的文章要写得更勇敢些、更富于斗争性一些，而且他也向工作人员提出了要求：
“我要求大家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 [7]
马克思最后说道：“先生们，我们用不着害怕，我们无论如何，就是被关进监狱，也要坚信自己的信念和权利。”
十一月底，他收到日报的柏林的通讯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报告。马克思对这件事感到很不高兴，脸上露出不愉快的神色。他想起，恩格斯同时也是《古茨科报》——“自由人” [8] 的机关报——的撰稿人。
马克思鄙视“自由人”，他们的政治行动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那些已经变得粗野的资产阶级和反对革命的人只是在咖啡馆里喋喋不休地讥笑人民。
他勉强地说了句：“对不起”，随后便站起身来。他决心安静下来，克制自己。如果恩格斯作为“自由人”的正式代表来的话，怎么办?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刚刚结束了他在柏林一年的志愿服役期，他在柏林大学当旁听生，进修哲学，他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感兴趣。他给青年黑格尔派的杂志《雅典》写过稿。马克思读过恩格斯的一篇文章，他反对谢林，并且斥责用他的理论去支持反动的普鲁士国家的那位教授。
黑胡子博士第一次会见恩格斯立即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恩格斯比马克思高了半个头。但是，据说这次会见是冷淡而拘泥的，因为马克思的态度仍有保留。
马克思领导编辑工作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在这期间他与新闻检查当局发生过多次冲突。
一天，莱茵省议会休会后重新开会，讨论公布一个保护地主利益，取缔盗窃林木的法案。当时马克思还是一个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律哲学的信徒，他以极大的注意关切议会中关于这个法案的辩论，他经常与同事们谈论这一问题。
他在一次编辑会议上说：“这部法律使私人利益成为引诱犯罪的陷井，我对于永恒公正的信念动摇了，因为占有阶级的代表使这个法律为他们私人利益服务。怎样看出呢?一年内大约二十万刑事审讯案件中就有十五万件案子，即相当于四分之三是属于盗窃林木、狩猎等犯罪。我们在报纸上必须站在穷人方面，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失去了法律保护的群众方面。我们不允许取消旧的习惯法。”
当马克思再坐到他的写字台边仔细考虑这个法律的时候，他认识到剥削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感到，至今关于国家和法律的唯心主义的观点与事实之间存在着矛盾。他第一次感到有必要撰写关于物质利益的文章。盗窃林木法案和来自柏恩卡斯特尔通讯中所谈到的关于摩塞尔地区农民的境况促使他深入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
关于摩塞尔农民境况的文章引起了普鲁士政府官员们的极大恼怒。《莱茵报》被迫刊登了县长的两次更正文字，企图把明显的弊端轻描淡写地加以抹煞。
马克思设法弄到了证据确凿的材料，在五篇文章中揭露了普鲁土政府的阴谋诡计。他在文章中证明，政府为了地主的利益而对关于摩塞尔真实情况的所有控告施加压力。
他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抽象的哲学理论，按这个方式与社会的普遍的经济问题直接发生了接触。他通宵达旦地思索着摆在他面前的矛盾。
马克思当时还只是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是他预感到，德国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将不会在革命的道路上完成，因为他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已经作为革命力量而出现了，资产阶级正在尽力与封建反动派妥协。
马克思在他还担任主编工作期间就写道：
“哲学的革命性持续发展，现在只有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就是说，从唯一真正的、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阶级的立场出发才有可能。完全从黑格尔哲学引出无神论的、资产阶级的革命结论是荒诞不经的。”
普鲁士政府千方百计企图迫使那猛烈地动摇现行秩序根基的《莱茵报》缄默下来。普鲁士内阁决定，在一八四三年一月国王亲临出席会议的时候，宣布《莱茵报》到三月底为止禁止印刷发行。报纸的大资产阶级的股东竭力劝说马克思少写些革命性的文章。马克思拒绝了，并于三月十七日放弃了编辑部的领导工作，公布了他离职的理由。虽然如此，《莱茵报》还是不得不停止刊行。
马克思去克罗伊茨纳哈，他从“公开的讲坛”回到了研究的书斋。他着手研究法国乌托邦主义者的理论，获得了许多问题的答案。
马克思愈是维护无产阶级的事业，他离开黑格尔哲学便愈远。一八四三年底，即结束《莱茵报》主编工作半年的时候，他在《导言》中写道：“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9]
在马克思的生活中，不久就开始了广阔的，决定性的发展阶段。阿罗尔德·卢格是作家兼新闻记者，黑格尔的学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从德累斯顿给马克思写信，邀请马克思同他合作共同出版一种新的杂志《德法年鉴》。
这一邀请激励了马克思。
他写信给卢格说：“我郑重向您保证，我始终不渝，并且真诚地爱着她，我们已经订婚七年多了，我的未婚妻为我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摧毁了她的健康的斗争。” [10]
马克思和燕妮终于达到了目的，他们克服了一切阻力最终结成了夫妻。他们谈到他们不熟悉的塞纳河畔的巴黎，并打算在第二天到国外旅行。燕妮对未来毫无忧虑，她觉得得到丈夫的保护是幸福的。
一天，他们走过市政厅的时候，碰巧遇上一阵暴风，突然大雨倾盆。燕妮和马克思开始跑起来，后来他们在路易·菲利普大桥旁、格勒佛河岸停下来，屏息地站着，含笑地观赏着风雨奇景。
他们俩走着走着，只差几步路就到住所了。马克思不大注意下雨的事，他的思想又回到他的工作上去了。因此，他突然问：
“恩格斯!他住在曼彻斯特。他的文章确实可以用，我将把他的文章放在我们年鉴的第一期上。这位恩格斯非常透彻地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卡尔，你知道，”她说，“我相信，我在家乡压抑地度过了精神上的孤独生活之后，在这美丽的巴黎我将在精神上好好地恢复一下。”
《德法年鉴》第一期出版了，并且引起了马克思同卢格之间的严重分歧。马克思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无情地抨击了一切反动派，他为群众、为无产阶级控诉，拒绝任何妥协。可是卢格很怯懦，他在年鉴第一期出版之后，便停止继续出版。他不遵守诺言，马克思便落空了。
马克思略带嘲讽地对燕妮说：“如果他不能理解我写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那么，他就只好去找一个笨伯了。我是一个革命者，不象他那样是个没有个性的民主主义者。”
马克思又钻到他的书本里，研究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从事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了。
与马克思和燕妮有着友好交往的亨利希·海涅刚刚走出去。燕妮没有能够参加他们的谈话，她从前天起就一直躺在床上等待第一个孩子的分娩。佣人德穆特激动地走进室内对马克思说：“到时候了，快找个产婆来吧!”
这时，马克思的家里发生了经济困难，不过一种深诚的纯洁的爱情联系着马克思和燕妮。早在他们童年时代，这种爱情就已经开始，只是在他们多年渴望重逢的岁月里，这种爱情变得更加深厚、更加炽热罢了。
到了月底，马克思不得不拖欠琳蘅·德穆特的工资。这对马克思是个极大的痛苦，每当德穆特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就很不自在，觉得脸在发烧。
马克思不好意思地同她谈话，但是琳蘅却不愿谈这件事，她说：“我现在不需要钱用，你用不着介意。”
她对燕妮和马克思怀着极大的尊敬，以致她自愿追随他们过着流亡生活，当时她自然想到必要时要放弃工资。她那坚定的意志，她那生命的智慧，她那井井有条的思想和那节俭的美德，使她在极其艰苦的日子里，也还能做出可口的菜肴拿到桌子上来。她很了解这位青年博士，她敬重他的不倦的工作能力，但是她也知道他的癖性和缺点。她用女性的智慧同他周旋。
每当琳蘅端宋一碗热气腾腾的菜汤放到桌子上的时候，马克思总是说：“我们善良的琳蘅是懂得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处理一切的，几天来我们家里一文钱都没有了。”
琳蘅嘟哝道：“唠，这是雪茄烟。”
马克思有时显出一付难过的神色，倒不是因为菜汤味道清淡，而是感到烟瘾难熬，这时，琳蘅常常微笑着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满把的雪茄烟放到主人面前的烟碟里。
这时，马克思重新露出了愉快的笑容。虽然他知道口袋里分文没有，他还是满怀希望地到外衣口袋里去掏，后来他只好意味深长地耸耸肩，哑然地笑了。
“琳蘅，不要忘了赊买烟呀!”
饭后，满屋子立即充满了芬芳的烟雾，马克思又重新愉快地开始工作。
卡尔·马克思经常为巴黎的《前进报》撰稿，这家报纸很久以来一直是普鲁士政府的眼中钉。马克思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到真正的革命者——共产主义者。他在流亡巴黎的岁月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他的文章对于柏林的王宫和内阁的大人先生们越来越不顺眼了。
威廉四世和他的内阁大臣们为此事商议了很久，最后终于决定委派亚历山大·冯·洪堡(已逝世的学者和外交家威廉·冯·洪堡的兄弟)向法国政府交涉，把《前进报》的四个德籍工作人员驱逐出境。当时，洪堡带着一个名贵的，迈森出产的瓷花瓶和一封威廉致路易·菲利普的亲笔信到了巴黎。
路易·菲利普向柏林方面的压力让步了，于是马克思被驱逐出境，不得不立即离开巴黎。
但马克思心灰意冷了，因为同琳蘅分离会使燕妮(也包括他自己在内)感到非常痛苦。
燕妮到当铺把她的银的刀叉餐具都典当了， 以便马克思能凑足盘川启程。她自己还要在这座塞纳河畔的城市停留一个时候。
布鲁塞尔早在卡尔五世的时候就是西班牙所属的尼德兰的首都，自一八三O年以来一直是比利时的首都。当马克思来到的时候，布鲁塞尔正沉浸在浓雾中，高耸入云的大钟楼的和许多小钟楼的哥特式的市政厅，消失在被运河上来的微风吹动的灰白色的烟云里。
琳蘅为马克思安排了第一个住所。
马克思毫不迟疑，马上又着手从事他的研究工作。
马克思这时收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来信。在巴黎居留时他们两人更加互相了解了。这位埃尔伯费尔德—巴门城的工厂主儿子比马克思小两岁，他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马克思怀着极大的兴趣看了好几遍。看完信之后，他那忧郁的心情顿时开朗起来。
“一位好朋友”，他自言自语地说，并且再看一遍信“我一听到你被驱逐的消息，就认为有必要立即进行募捐，以便按共产主义方式让我们大家分担你因而支出的意外费用。这件事办得很顺利。三星期前，我给荣克寄去了五十多个塔勒，也给杜塞尔多夫的人写了信，他们也已经筹到同样数目的款子；在威斯特伐利亚，我已经委托赫斯发起了这方面的必要的宣传。……
因为我还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不言而喻，我是万分乐意把我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的稿酬交给你支配的；这本书的稿酬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我的老头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还有人逼你预付房租，也确是可恶之极。但是我所担心的是，在比利时他们终究也会找你的麻烦，最后，你只有英国可去了。” [11]
已经是阳春三月，白天渐渐变长，有时太阳还未下山。马克思不散步，也睡不了几个小时，他在重新修改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这本书使得恩格斯跟他的虔诚的，本来已经受到刺激的父亲发生了争执。
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
过了些时候燕妮也来到了布鲁塞尔，她的财产已经消耗净尽。她的装满精巧的银制餐具的盒子——结婚时的礼物，在巴黎公开拍卖的时候被有购买兴趣的顾客买去了，现在连一张铺着厚羽绒的床都没有。
但是，他们久别重逢的喜悦心情使他们忘掉了这一切烦恼。燕妮又同她的“摩尔”团圆了。琳蘅·德穆特也属于那些具有高尚灵魂的人之列，她在燕妮没有来之前这一段时期象母亲一样地照料她的博士。
当他们谈到工人阶级的贫困境况时，马克思启发燕妮说：“你好好观察当前形势，世界上到处都在动荡，工人们再也不能忍受命运带来的更多灾难，工人们准备捍卫自己，反对工厂主和容克地主的剥削。工人们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
燕妮提醒马克思注意去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的事。她激动地说：“人们在那里加倍地剥削工人，有一次市场的投机家大批收买他们的商品，另一次是地主要求增加完全非法的租税。这是多么可耻的事，这个地区差不多竟有半数的居民的确迫于饥荒而死亡。”
“燕妮，人们是不能用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想象的方式去消灭剥削的。他们引导工人脱离阶级斗争。只有唯一的一条出路：无产阶级的一切力量在一个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国家，而且为了把全人类永远从剥削下解放出来，这个政党本身必将是被压迫群众的领袖。”马克思本来与燕妮安静地对坐着，现在他站起身来。燕妮畅谈衷曲，她激昂地维护工人，使马克思喜不自胜。他小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那么燕妮，你懂得我的想法了?你理解我的理论工作和我的革命活动是不可分开的吗?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党是不可能改变社会关系的。”马克思在房间里急速地来回走着，燕妮牢牢地抓着他的外衣的袖子，她低声地说：“恩格斯很快就要来了。我想，你将在他身上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合作者！”
正在这个当儿，琳蘅站在厨房里束手无策，钱又都用光了，商人们不愿对一个陌生的外国入赊贷一点东西。但是琳蘅绝不沮丧，她知道有一个救星，就是他们的旅行袋。在换洗的衣服下面还有从家乡带来的几件纪念品：两种自己做的彩色的绣花围裙。她细心挑出一对考虑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到当铺去典当。
她对马克思说过：“奕棋要象写学术论文一样思想集中。”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被他的父亲——一个莱茵实业家——强迫从事商业职务，以便将来能够从事他父亲的事业。他同他的父母亲的关系常常比较紧张。他十九岁的时候在家乡已经认识到，普鲁士的政治、经济情况必须改变。
英国的曼彻斯特情况也是这样。在那里，恩格斯于四十年代初在他的父亲的一个工厂里工作，他亲眼看到了工人的可怖状况和爆发经济危机期间的工人群众的失业现象。他在那儿也与宪章运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他着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成为唯一的控诉书。他用充分的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残酷、无耻的剥削。在这部著作中，他不仅把无产阶级当作一个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受苦难的阶级，而且把它当作一个有能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且能自己解放自己的阶级力量。这就是新的内容。
去年他在巴黎短期逗留，已经跟马克思更熟了，他们在一切理论问题上已经取得一致，因此他们决定将来共同合作。
恩格斯在春季从巴门来到布鲁塞尔，当时马克思已经在主要论点上发展了他的历史唯物论。这两位朋友开始共同创立他们的理论，并且运用到各个领域中去。
“这样，我们是一致了。”恩格斯说着在椅子上把身子向后靠了靠，“经济事实是形成阶级矛盾的基础，法兰西和德意志的共产主义以及同时代的英格兰的宪章运动是一个正在发展着的工人运动——这不可能是单纯的偶然现象。这些运动是今天被压迫阶级迫切需要的，是反对统治阶级的或多或少的斗争发展的形式。”
“对!我们也可以这样说，”马克思补充道，“共产主义不再是凭空想设计出来的一种充分完备的社会理想，而是对自然、对条件以及由此发生的、为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目的的必然认识。”
当琳蘅走出房间的时候，马克思问道：“那么，我们应该从此得出什么结论呢?我们不应只是用浩翰的典籍使学术界获得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必须赢得德国的、全欧洲的无产阶级赞成我们的主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达到目的。”
恩格斯建议就在布鲁塞尔建立一个德意志工人联合会。马克思近些时候一直怀有同样的想法，于是他热烈地同意这个建议。
马克思、恩格斯同革命团体和组织，同英国的宪章运动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取得了联系，马克思当选为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副主席，他们影响着《正义者同盟》，而又确实不干预同盟内部的事务。
在这个期间，马克思很多时候同布鲁塞尔的工人在一起，而不只是在他的书斋里工作；他不是一个单纯的、书生式的科学家，而是一个对社会事务从不放松的锐利的观察批评家。
他从那些平常的人们那里听到许多对于他的科学著作有益的东西。无产阶级对于现行法律和劳动关系的不满给了他很多启发，工人们的正义的愤怒，不断地给予他从事工作的新力量。
他也注意研究普鲁士的情况。一八四五年至一八四七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谷物歉收使普鲁土发生了饥荒，工人们的工资仅仅足以在贫困中苟延残喘。
普鲁土的工商业虽然近年来有了良好的发展，可是它的资产阶级却陷于越来越大的困境。廉价的英国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和布匹把德国的工业产品排挤出自己的民族市场。
政府的处境也很窘困，它需要资金，并且压迫资产阶级。八个省的地方议会代表被国王召集到柏林举行一次共同会议——联合邦议会，以便通过决议，承募债款。
但资产阶级却不同意给国王以广泛的政治的和经济的让步。前《莱茵报》的主要股东、工厂主汉泽曼公开宣称：“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情面可讲。”
因为国王的要求遭到了议会的拒绝，邦议会便被迫解散了。
恩格斯就此写信给马克思说道：“事情已经很明白，资产阶级从愚蠢的国王、腐朽的贵族和傲慢的官僚的手里夺取政府权力，借以巩固自己的时刻已经明显地到来。”
这个时候，《正义者同盟》已经认识到它本身政治上的不足，便于一八四七年春派遣同盟的一位重要代表名叫莫尔的到马克思那里。
“我是代表我的同志们来的，”他比平常略略谦虚地说，“我们深信您的见解的正确，也同样深信有必要使同盟从旧的、密谋的传统的作风和形式中解放出来。如果您加入同盟的话，您就有机会在同盟大会上把您的批判性的共产主义写进一个宣言中去，这个宣言将作为同盟的正式宣言予以公布，然后我们也促进用一个新的、合乎时代和目的的组织去代替同盟的旧组织。”
马克思非常愉快地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写信给正在巴黎逗留的恩格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晚上，马克思同燕妮交谈。燕妮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不可缺少的工作助手，她为马克思缮写文稿，审阅校样，她有时也替马克思处理来往信件。这些工作要求有比较熟练的外交才能和对复杂的政治关系的认识。但是她当时在她丈夫的所有工作中部显得很干练，因而也胜任了这些工作。
“这并不奇怪吧?”马克思问道，“我们迄今对同盟的所有指责现在连它的盟员自己也认识到是缺点了。人们要求恩格斯和我帮助进行改组工作呢!”
他十分高兴地拥抱着燕妮，说：“我将在这儿同我的朋友们建立一个通讯委员会，而且恩格斯应该在巴黎建立同样的组织。”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巴黎赶来出席正义者同盟第一届代表大会，以便与代表布鲁塞尔区支部的威廉·沃尔弗一道共同来捍卫马克思的理论。
大会之前，当他们在伦敦大街上一道走路的时候，恩格斯向那位布鲁塞尔的同志说：“必须抛弃那些从隐蔽活动时代起就形成的神秘作风。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这一点，我是同马克思一致的。因此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它以这个形式写进章程的第一条里去。”
威廉·沃尔弗本来已经是马克思的忠实的合作者，他点头表示同意，“用不着操心!就我们所理解的同盟盟员的心情，我们是不会有困难的，他们早就看出马克思是正确的。”
恩格斯自始至终参加代表大会。《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
代表大会以民主方式进行了选举，并且规定对那些搞阴谋诡计或企图置同盟于其独裁之下的人，随时撤销其代表资格。新章程被提交各个支部审核、讨论，以便在第二次同盟代表大会上通过。
一八四七年十一月的最后几天，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到伦敦去。《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同志们请他在代表大会上亲自阐述他的新理论。
在持续十天的整个代表大会期间，马克思成了引入注目的人物。他着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也在同年出版了。这部书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所著的《贫困的哲学》的论战性的文章，它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卡尔·马克思透彻地、深思熟虑地阐述他的理论，他成功地排除了一切矛盾和疑虑。
他和恩格斯一道受委托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宣言。
十二月的天气沉闷而阴黯，从北方和西北方来的风暴袭击了比利时全境，随后伴之而来的常常就是大雨。
马克思一直在重新全面而详尽地思考纲领的各个方面。在他的脑子里浮现了一种想法，即一定要用热情的文句第一次广泛地阐述他的学说。
宣言的段落安排虽然已经写在纸上，但在他开始起草之前，还是运用他那熟谙的科学的基本知识去审核和权衡一切。他写信给再度留居巴黎的恩格斯，告诉他自己的写作计划。
“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回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我将把我在这里草拟的东西带去，这是用简单的叙述体写的，但是校订得非常粗糙，十分仓促。我开头写什么是共产主义，随即转到无产阶级——它产生的历史，它和以前的劳动者的区别，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的发展，危机，结论。其中也谈到各种次要问题，最后谈到了共产主义者的党的政策……” [12]
马克思于次日早上动笔起草，当晚写完了导言“一个魔怪出现在欧洲——共产主义的魔怪。……” [13]
资产阶级政府、反动政客和教会、资本家和地主，在他们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斗争中进行露骨的煽动。对这些煽动和谎言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马克思公开阐述了共产主义的真实目的、见解和企图。
紧接着的一章则具有普遍的正确性：按照一定规律演进的社会发展史、在行将来临的革命中，考虑本国特点的各国共产主义者的策略。这种思想贯穿在直到那个结束语的整个篇幅里，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代替了旧同盟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
从此以后，革命的无产阶级把这今战斗的口号写在它的旗帜上!
一八四八年二月的一天，马克思兴奋地走进房间，他手里拿了一份《改良报》走到燕妮跟前。这家报纸是巴黎律师赖德律—洛兰白费出版的一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报纸。
“《改良报》带来了一份详细的报告，”马克思说，“我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抨击过的一位最恶劣的警犬大臣基佐被推翻了!愤怒的工人，学生和小市民举行了起义，国民卫军拒绝效忠国王路易．菲利普，参加了起义。工人们武装起来，释放了犯人，筑起了市街栅寨，与国王的军队发生了冲突。工人们被枪杀，人民举起火炬向遇难者致敬，号召武装起来!”
燕妮读报的时候，马克思在设想未来的一切。大部分的资产阶级，首先是工厂主反对一八三零年的“六月王国”，反对银行家的统治。他们要求扩大选举权，参加政府。
马克思自己问自己，那么，德国呢?这个不幸的国家，它不统一，四分五裂，政治和经济被束缚得处于瘫痪，还一直处在诸侯的羁绊下。
“普鲁士的工人将会照巴黎工人的样子做”他满怀必胜的信心说，“啊，燕妮!要是我现在在巴黎多好啊!”
过了几天，人们知道巴黎的工人们摧毁了国会、兵营和土伊勒里宫。国王路易·菲利普逃到英国，他的宝座被当街焚毁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临时政府被迫宣布成立共和国。
巴黎事变使马克思非常激动，以致他再也不能安静地留在他的书房。他匆匆地走了出来，跟那些在大街上、酒店里谈论着巴黎事变的工人们交谈，决心为比利时工人筹划。
马克思出乎意外地即将迅速重返巴黎。普鲁土的反动派又一次把它的最危险的叛逆者从比利时驱逐出境。
一个下雨天，两个宪兵交给马克思一张驱逐出境的命令，并且武装押送他穿过布鲁塞尔市区。
卡尔·马克思昂着头，与宪兵相距半步坚定地走在前面。他最后一次走过这美丽的城市。尽管下雨，他的大衣仍然敞着，他愤怒而不沮丧地遥望着向市场广场上的古老房屋告别，并向工人们点头示意。他常常同那些工人们在一起，让他们讲述他们的忧虑和政治见解。
新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给他做了避难所，他去塞纳河畔的巴黎。在那里，政治事变象暴风雨中的浪涛，汹涌澎湃。
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之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
——卡尔·马克思
三月的阳光把巴黎的居民纷纷吸引到郊外，吸引到宽阔的大街和公园去游玩。到处都是刚刚砍伐过的光秃秃的树墩。二月二十四日起义胜利的夜里，砍伐了四千棵树来建筑市街栅寨。
城市里依然是一片饥荒。工人们都在观望，仍然寄希望于新政府。
在博马舍林荫大街上的一所房子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并坐着。他们知道临时政府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两位朋友密切地注视着德国的形势。在那里，革命也已经迫在眉睫了。
“革命的主要任务是统一德国，”马克思激昂地、一字一句加强语调地说，“铲除小的邦国是符合一切阶级的利益!当然对诸侯和贵族是不利的。现在问题在于争取群众赞成我们的思想。”
然后他继续说：“既不要象巴塞尔曼设想的那样，在联邦议会里委派全德的人民代表，也不要象自由党人建议的那样，让一个制宪的普鲁士控制整个德国。这些都是值得讨论的问题。民主主义者也是目光短浅的。他们想按照美国的榜样建立一个以共和政府为领导的联邦国家。至于让任何一个邦国，或为君主立宪君主制，或为共和政体，这不是一种更大的糊涂思想吗?这种联邦主义就意味着把小国群永远保存下来。”
“他们的想法很狡猾”恩格斯插话说，“用永远保存小国群的办法来增加建立全德意志工人运动的困难。”
“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我们最好起草一个传单，全德意志应该宣布成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的共和国。它的第一个要求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允许德国普鲁士化和小国群永久化。必须摧毁容克地主统治的和军国主义的普鲁士警察国家!这个国家是镇压德国革命的唯一的、真正的内部敌人。我们必须阻挡它对全德国的统治。国家的分崩离析只有消灭诸侯割据才能结束。我们必须按照这个意思起草传单。”
恩格斯对他的朋友的每一句话都是赞成的，他补充说：“所以我们也要同时为解散哈布斯堡帝国而斗争，那儿除了有百万德意志人以外，还有无数其它各族人民在遭受压迫。”
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完全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他们还是不愿分手，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烟雾，最后马克思对他的夫人安慰地说：
“在革命中，必须为全体德国人争取民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而斗争。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完成的那些事情，我们终究必须补做。我们要求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目前在德国，每一个人在他的住所都有不经法律程序、没有任何理由而被警察随意逮捕和投入监狱的可能，因而建立刑事陪审法庭和公开审讯也是必要的。除了德国的统一，另外的目标就是民主化。我们必须号召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人共同为在德国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农村中的封建奴役制必须予以肃清；军队应该改造为人民的军队；民主制度必将能为武装的人民所支持。”
马克思脸上泛红。他拿从法国革命中汲取的教训同他的思想和即将发生的革命概念进行比较。法国革命的这些教训都十分清楚。
恩格斯的思想这时正停留在奥得河彼岸的波兰人民身上。十年来，普鲁士国王和容克地主用刺刀和榴霰弹，用烧毁村舍和屠杀百姓，镇压了普鲁士占领区内的波兰民族追求解放的各种尝试，他们完全同哈布斯堡家族一样，在本国用武力镇压了许多国家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他说：“德国革命的任务是：不仅要为争取一个统一自由的德国，而且也是为被压迫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马克思对这些问题也有过深入的研究，他补充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德国只有在让邻国获得自由的情况下，才能使自己获得自由。”
这两位朋友一直坐在那里谈到翌日清晨。他们觉得，他们的思想阐述得非常清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致。这种志同道合，使他们俩越来越坚定、越来越亲切地互相结合在一起。
德国资产阶级利用法国事件在德国诸侯宫廷引起的忧悒重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一个广泛的人民运动发生了。资产阶级委派代表团向诸侯们递交请愿书，工人、学生和小市民走上大街，为争取他们的权利举行游行示威。有些诸侯作了让步，资产阶级满足于他们轻易地争得的妥协，而且认为革命已经结束了。
还一直在巴黎逗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了关于德国事变经过的准确情报。他们知道，在南部和西南部德意志各邦的首府，市民已经可以自由集会，并且成立了市民自卫团。在巴登、黑森和符腾堡，农民举行了起义，焚毁了地契和账簿；他们停止向可恶的诸侯们缴纳赋税，并且驱逐了诸侯委派的官吏。
在维也纳，革命的群众进行着激烈的街垒战。过了几天，柏林的工人和市民也揭竿而起，号召拿起武器。工人、学生和手工业者手持刀剑、手枪、铁棒和大斧等武器，在黑、红、黄三色旗帜下联合起来，同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调集的军队展开了战斗。国王的军队在顽强的街垒战和巷战中被击退了，国王的伪善的布告《告我的亲爱的柏林人民书》被撕得粉碎，扔进了大街上的污水沟。
人民胜利了。国王不得不撤回他的军队，全柏林飘扬着红、黑、黄三色旗帜；人们把死者和伤员安放在担架上，他们的身旁放满了鲜花，一直被抬到王宫前面。
“国王应该出来!”群众的呼声更加响亮、更加激烈。
国王偕王后出现在主宫的阳台上，不得不脱帽向死者致敬。他这样做，也正是人民对他的要求。
在三月二十二日举行葬礼的那一天，国王不得不向那漫长的、沉默地推着一百八十三具灵柩的送葬的行列敬礼。
“对!血的报复沉默了，但是，代替它的是从血泊中产生的一种警惕的精神，一种道义上戒备的精神。它使我们……防止各种堕落，这种堕落使德国人民成为本国和外国政治的工具。……警惕和努力，纪念你们流血牺牲的兄弟的亡灵，纪念他们，因为他们不是为了区区小事而牺牲的!”这是在弗里德里希丛林墓地安葬时讲的一番话。
人民是胜利了，但是，三月革命只能说是半个胜利。资产阶级不去压服国王退位，而开始重新与被击败的敌人签订契约。他们在工人革命势力的面前感到惶恐不安。资产阶级背叛了人民的胜利。
四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了祖国，他们先到了美因茨，然后便在科伦住下。
“我们暂且对我们在美因茨的工作满意，”马克思在同他的朋友乘车去科伦的途中说，“我们号召德国所有的工人组织工人协会是正确的。在这个协会中，我们可以给工人一种坚定的支持，直到我们有能力建立工人阶级的独立组织为止。”
“但我们在科伦将不会很容易，就我所知，这里的工人居然听信一位医生戈特沙尔克的话，说他已在要求建立工人共和国。多么无聊!”
“他们没有正确理解《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答：“这就靠我们同革命的资产阶级共同为反对君主政体和封建土地占有制而斗争，并且同时创造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以便推翻反动的阶级之后能够立即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弗里德里希!春天是个美丽的季节，可惜工人们能够享受的不多，他们从清晨到深夜在工厂里做工，只在睡眠的几个小时里才能稍稍舒展舒展。”他点起一支雪茄，目送着雪茄的烟柱被柔软的春风吹散。
最先讨论的关于创办一家新报纸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股东找到了，但是关于报纸的性质还存在一些分歧意见，会议必须首先就此作出决定。马克思在会议上就《新莱茵报》的宗旨作了说明，它目前首先应该为德国的民主统一和进步的外交政策而进行斗争。
“这就是资产阶级斗争的基础，”马克思指着成捆的布匹说，“我们的基础却另有所在。”他一边说着，一边指着在下面狭小的胡同里光着脚、饿着肚子闲逛的小孩和那些疲惫不堪的、正在为市民洗涤衣服的妇女。
还在《新莱茵报》创刊号出版之前，法兰克福的立宪预备议会已经被解散了。下届的国民议会的选举也是这样进行的，以致它不能符合人民的意愿。它的错误在于采用由选民间接选举的方法选出大资产阶级为代表，除了六十个地主之外，有四百五十个律师、教员和教授被选进议会，但其中却没有一个工人。
“这是一个老妇人的议会!”恩格斯说。
“一个空谈的场所!”马克思批评道。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斗争力量，而与封建反动派联合一致。他对这种背叛表示无比的愤怒!
这几天在《新莱茵报》的编辑部里正忙着，没有一分钟休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编辑威廉·沃尔弗，格奥尔格·维尔特在许多次会议上详细讨论开展斗争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他们的报纸现在不得不对反对革命的、工人阶级的敌人进行斗争。
“马克思说得对!”恩格斯强调说，“这个老妇人议会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非常害怕最小的人民运动，而对于德国政府的一切反革命阴谋则助桀为虐。它竞乞求联邦议会按照适当的形式批准它的决议。它的第一批决议甚至不得不由这个可恶的立法机构来公布。它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力，心怀恐惧，避免讨论危险问题。它不去建立人民武装，它对政府的强制干涉毫无抵抗，置于议事日程之外。”
威廉·沃尔弗补充说：“它竟没有一次能够捍卫它自己的自由主义的宪法事业。”
在编辑部的讨论会之后，马克思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向巴黎工人的七月起义致敬。这篇文章招致整个反动派对《新莱茵报》的憎恨，并且吓跑了最后的股东。
在一八四八年危急的几个月里，马克思也同工会内部有害的思想发生了争论，他曾多次驳斥由排字工人斯蒂凡·波尔恩主办的《国民报》上的文章。
波尔恩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流亡在巴黎的时候与恩格斯交往密切，现在是柏林《工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由柏林工会联合会代表组成的一个团体。
在《工人中央委员会》的纲领中为工厂主、工程师和工人提出了要求，但工人却列于最后；另外，要求也远远落后于同盟提出的要求。波尔恩没有考虑政治目的，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利益加以区别，又把异己分子吸收到工人组织里去。马克思已经对“工人组织”这个词很气愤，好象他自己受到侮辱似的。他认识到，波尔恩的失策在于仅仅从事工资和罢工斗争，从事组织生产合作社。但是波尔恩忘记了，通过取得政治胜利建立这些要求的持久基础是非常必要的。他的《工人兄弟会》也没有提出远大的政治目的，并且想把政治活动仅仅限于个别的行动。
施勒菲尔是个年青的大学生，他被普鲁士的司法机构关押着。他对事情看得很清楚，他写道：“什么叫做组织工人呢?在他们当中建立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以便通过这个政党尽可能去争取组织工人，但是劳动组织是消灭金钱势力，消灭资本的。”他写的完全正确。
马克思决心对最近出版的波尔恩文章的观点予以最猛烈的抨击。他白天黑夜地工作，只有很短时间离开编辑室到外边休息休息。他很少看望他的家属。八、九月份他在维也纳度过了两个星期，以便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和工人团体取得联系。
《新莱茵报》被迫暂时停刊。恩格斯在瑞土住了一些时候。马克思这时从事同盟和民主协会的工作。
十月十八日，普鲁士国王发动政变，他成立了以陆军中将勃兰登堡伯爵为首的新政府。他的第一项措施是延期召开国民议会，并将政府所在地从柏林迁往勃兰登堡。勃兰登堡远离了闹事的柏林居民，并且有军队保护着。这样，政府相信会安全些。
马克思对这一措施非常气愤，立刻同《新莱茵报》的工作人员商议，并决定鼓动群众去反抗。
“这只是由于市民的疏忽，由于卑鄙的民主主义者的麻痹才发生了这件事，”当恩格斯走进房间的时候，马克思对他说，“因为他们害怕同贵族作决定性的斗争，他们相信国王的话──他们难道没有读过历史，不知道暴君的誓言只是在他自己感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效吗?!”
后来，他一个人留在室内，起草了著名的呼吁书。呼吁书的结尾是：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之流都知道……，他们佩着军刀，领取制服和俸禄。但是军刀。制服和俸禄是从那里来的，这一点他们就不知道了。……
王权不仅反对人民群众，而且也反对资产阶级。
因此，要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战胜它。
应当用饥饿来制服它。
怎样用饥饿来制服它呢?
应当拒绝纳税。
你们好好想一想吧！普鲁士的亲王们、勃兰登堡们、弗兰格尔们全都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你们，只有你们自己才生产士兵吃的粮食。” [14]
正如马克思所预料的那样，他提出的拒绝纳税的要求在全体人民中愤怒地燃烧起来。连国民议会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个要求。被普鲁士军队从科伦市政厅赶出来的议员们在米连茨旅馆举行了会议。在那里，以二百二十六票一致决议拒绝纳税。决议是：
“在国民议会不能自由地在柏林继续开会以前，勃兰登堡内阁无权动用国家资金和征税。”
“因此，从今天起捐税就废除了！！
纳税是叛国行为!!
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 [15]
当马克思知道上述消息之后，他又写了一篇新的呼吁书，求成立一个革命民团，以便贯彻国民议会的决议。
“不再纳税”的口号，连续二十八天每天都在《新莱茵报》第一版的报头下面刊登。
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都曾经一起在呼吁书上签过名，现在他们正走在去陪审官裁判所的路上。普鲁士政府已经对他们起诉。
尽管风雨交加，但他们三个人精神饱满，坚定地供述了呼吁书上的每一句话，毫不畏缩。
在宣读起诉书和检察官讲话之后，马克思发了言。
陪审官在第一段讲话之后就已经抬起头注意听他的讲话。他们大概是同情民主主义者的商人，曾经读过这位《新莱茵报》主编的文章，现在他们在法庭上面对面地相见了，马克思的勇敢和热情给了他很好的印象。其中一位陪审官是大酒商，他坐在陪审官的弹簧椅上，开始有些不自在起来。被告刚才说了些什么呢? [16]
在那位大酒商打算考虑上面的话之前，他已经被最后的几句话慑服了。
“这是一种怯懦的法制伪善，诸位先生，你们一定不会用自己的判决来批准这种伪善的。” [17] “我完全无法理解，检察机关怎么还敢根据已被王权本身跺躏了的法律来控告我们。” [18]
马克思发现好象陪审官要站起来退庭，但是他的抗辩还没有结束，他正要用更加有力的证据去回击他们，这些证据无可辩驳地、简单明了地揭露了控诉书的违法行为。
“查理一世不止一次地获得胜利，但是，到头来还是上了断头台。诸位先生，谁又能向你们担保：现任内阁以及过去和现在都是现任内阁手中的训服工作的那些官员，将来不会被本届议院或它的继承者宣判为国事犯呢?” [19]
这位大洒商因警悸而畏缩起来，“国事犯”这个词对他来说好象抽了一鞭!一个被告用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控告当权的容克地主和他们的内阁官员，这在法庭上还算第一次!
“诸位先生!检察机关的代表企图用四月六日和八日的法律来论证他的控告。我曾经不得不向你们证明，正是这些法律会取消对我们的控告。但是，不瞒你们说，我过去从未承认，而且将来永远也不会承认这些法律。对于人民选出的代表来说，这些法律从未发生过效力，更不用说给三月命革指出道路了。” [20]
当现代社会还没有摧毁和消灭旧社会赖以强行保全自己的那种正式的遗留下来的权力以前，当它还没有摧毁和消灭这个社会的国家权力以前，它是不可能高枕无忧的。天赋王权的统治——这也就是过时的社会成分的统治。” [23]
站在检察官面前的是象他自己一样的一个大学生，法律学家的儿子，大概不会是那种流浪的手工业工人吧?!什么东西鼓舞了这个人，使他这样热衷于工人们的事业?
“这样看来，在这两个社会之间不可能有和平。它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使得它们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一个社会必然获得胜利，而另一个社会必然要遭到失败。这是它们之间唯一可能的和解。因此，在这两个社会的最高政治代表之间——在国王和人民代议机关之间，也不可能有和平。” [24]
沙佩尔和施奈德尔同马克思一样进行自我辩护，他们勇敢地供认了呼吁书中的话。
全体法官退庭，被告在法庭庭丁看守下，在法庭黑暗的走廊里踱来踱去。陪审法官们在室内发生过什么争论是永远不会公开的，但是法庭判决书上写着无罪释放。
过了几天，马克思向他的同事说明了报纸的新方针。
“我们所代表的党，是人民的党。它在德国还刚刚建立。我们同盟中的少数盟员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们把盟员严格地组织起来的尝试失败了，因此，我们必须寻找新的道路。”
他然后解释说，问题在于“打退波尔恩的影响，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的群众性政党。在反革命之后，将有一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但是它将不会从小市民阶层的立场出发，这个阶层太无力，不能领导。我们必须唤醒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在行将来临的革命中将会起重大的作用，它在法兰西是站在最前线的。现在必须在君权派和工人之间作出决择。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必须创建自己的政党。”
几个星期之后，马克思退出了民主主义者协会，并使报纸首先代表工人的利益，他给他们指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用更多的篇幅刊登日常的政治问题，刊登讨论社会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冲突的文章。”马克思这样要求他的编辑人员。
恩格斯在补充这个问题时说：“我们应该在报纸的每一期上最广泛地报道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的政治情况，我们拿这些国家的事例来教育工人，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同时给他们介绍适用于他们自身组织的一些经验。”
工人和市民为争取德国宪法而组织起来的斗争在工业城市萨克森和莱茵省被反动派的军队镇压下去了。为了参加以后的普法尔茨和巴登的起义，正在比利时参加斗争的恩格斯短期回到了科伦。
《新莱茵报》于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被查封了。
马克思召开了最后一次工作人员会议，并把他写的准备在报纸停刊号上用红字刊登的那篇文章的几段念给他们听：
“欧洲的总革命的大火山不仅在沸腾，而且就在爆发的前夕，那红色的、火山喷出的熔岩之流将很快地把全部得天独厚的，强盗骑士式的经济永远埋葬。那卑鄙、伪善、荒淫、腐朽而怯懦的，可是还显得傲慢的资产阶级将被那最后变成聪明的，统一的无产阶级群众，把他当作赎罪的献品推入炽热的火山的喷火口……
红色!红色!红色!红色胜利了!红色共和国已经临近胜利的前夕!”
编辑室里沉默了一会儿，每个人都在回顾这最后的几个月，想到那位在所有的政治问题上是他们的领导者。在一切私人问题上是他们的朋友和助手的马克思。他们从马克思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明晰的思考，合乎道理的、大胆的写作。现在一切都过去了。《新莱茵报》已被查封，只有等到旧社会发生变化时才有复刊的希望。同心爱的工作分手不是简单的事，当马克思感到眼圈湿润了的时候，他背转身来，向窗外眺望。
恩格斯站在马克思身旁，把手搭在他的肩上，随后，费迪南的兄弟德朗克和威廉·沃尔弗和费迪南德·弗莱里格拉特都走进来了。
“朋友们，你们不要难过地掉泪!”马克思感动地说道，“我们还要再干，而且到那时，所有的人都将站在我们这一边!”
一个天气清新的五月的日子，就象一年前的光景一样，燕子在莱茵河上飞翔，渔夫的网里兜满了鳞光闪闪的莱茵鲑鱼。
不久我要一鸣惊人，
在科学上面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只有那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马克思作为政治流亡者、通缉犯和被迫害者第三次来到塞纳河畔的巴黎。
马克思在巴黎发现了王室的一个走狗，他是个无耻的、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中被群众驱逐的基佐手下工作的家伙。马克思立即感觉到，革命的火山口很快就要爆发了。
这位还不到三十一岁的青年人这次感到有些寂寞，许多旅居在这个城市的德国人从事间谍活动，并且互相搞阴谋。海涅病得很重，连三步路也不能走，他要从靠背椅到床上去，都不得不扶着墙壁走。
马克思化名M·拉姆博次，住在德里尔路，他又陷于经济窘境，而且情况比过去更严重。他把他的最后财产都交给了《新莱茵报》，以便履行各项债务。这时，马克思还为恩格斯担忧，恩格斯在参加普法尔茨和巴登起义时担任弗赖沙尔·维利希的副官，他的命运还不知道怎样。
马克思从她的手里夺过那封信，迅速地浏览一遍，然后又仔细地、反复地读了几遍，他忽然纵声大笑地说：“你看到吗?我可能被逮捕，……我必须马上给他回信，他很为我感到不安!”燕妮很关心地听着，她知道恩格斯跟她的丈夫多么亲近!
这一夜马克思没有怎么入睡，噩梦一直折磨着他，他在思念恩格斯。他想起信中几段话：“《新莱因报》方面有一个人参加了战斗毕竟是件好事，因为所有民主派无赖都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而目前他们正在吹嘘他们所没有完成的英雄业绩。否则，又会有人叫嚷什么《新莱因报》的先生们胆子太小，不敢参加战斗。可是，在所有的民主派先生们当中，除了我和金克尔，没有一个人打过仗。” [25]
马克思为恩格斯感到骄傲。恩格斯挽救了报纸的名誉，并且证明他们不仅能做文字辩论，而且，如果时代需要，他们也准备投笔从戎，参加战斗。
“我们全家都在这里。政府曾经要把我驱逐到摩尔比安，这个布列塔尼的朋齐维治地去。直到现在我拒不执行。
八月底，他接到法国政府命令他离开巴黎的命令。马克思早就下了决心，一旦驱逐他出境，他马上就走。他激动地对燕妮说：
“我不去摩尔比安，我离开法国到伦敦去，但是鉴于你目前的状况，明智的办法还是暂时留在巴黎。”燕妮向来就为马克思分担忧患和迫害，这时她勉强微笑着，以便表示她对这种新的奸计并不悲伤。虽然如此，她感到再度离别的痛苦，并为不安定的前途而难过。
燕妮紧紧地偎依着马克思，她感到腹中的新生命在蠕动。
泰晤士河畔大雾朦胧的大城市伦敦并不是张开双臂热情地接待这位流亡者的。
起初，生活是艰苦的，以后的岁月还要变得更艰苦。他最大的痛苦是离别祖国。他是个德国人，一个爱国主义者，他想把四分五裂的祖国统一起来，他对摩塞尔河谷的莱茵大地比任何地方都更热爱，他的反对者的可恶的攻击使他更思念祖国。这种思念太强烈了，使他有时觉得几乎透不过气来。
马克思彻底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研究英国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他经常一直工作到深夜，只是为了吃一顿简单的饭或者散散步，他才放下工作。
在这期间，燕妮生了个男孩，取名吉多，随后就到伦敦来了。夏天的早晨，笼罩着城市的大雾象梦魔一样憋得人透不过气来。箱、厨空空的，没有一点吃的东西。
这时还是恩格斯来帮助他。恩格斯从瑞士来到英国，他在他的父亲的一个企业即“欧门—恩格斯”大纺织厂里接受了那讨厌的事务所的工作，以便能够在经济上帮助他的朋友马克思。
一个灰色的十一月的天气!几天来，马克思不能去大不列颠博物馆的图书馆了，因为他唯一的一件大衣已经在当铺里典当了。
燕妮抱着小吉多在隔壁房间，这个孩子没有一张舒适的小床。吉多象通常见到的那样，由于严重的痉挛而突然抽搐起来。那瘦小可怜的孩子营养不足，身体孱弱，喉管喘呜，偎依在燕妮的怀里，呼吸越来越微弱，然后小小的心脏便停止了跳动。
燕妮在最困难的情况下生下了这个孩子，为他的生命作出了最大的牺牲，但是现在一切都落空了。马克思几乎不能安慰他的夫人。
燕妮在烦恼的情况下写了一封信给魏德迈，他是从前普鲁士的炮兵军官，《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并参加过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魏德迈后来侨居到美国，并企图在那里建立组织。
燕妮在信中倾吐衷曲，写出了她心灵上所受到的全部压抑：“……我只要把我们一天的生活情况如实地向您讲一讲，您就会看到，过着类似生活的流亡者恐怕是不多的。因为这里奶妈工钱非常高，尽管我的胸和背都经常痛得很厉害，我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但是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痛苦和内心的忧伤，所以他总是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着剧烈的痛苦。……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生死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拚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 [27]
燕妮继续写道：一天，女房东突然来了，他们在当年冬天已经付给她二百五十多塔勒，其余的钱按合同不应该付给她，而应该付给早已查封她的财产的地产主。
“……但她否认合同，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瑙特的信来得太晚了)，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们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子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
……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决不是孤立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在任何时候，甚至在最可怕的时刻，他从来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仍然保持着极其乐观的幽默感，……。” [28]
马克思和燕妮虽然遇到了无数的忧患，但他们仍然愉快而乐观，一点也没有失去勇气，当他们的遭遇特别恶劣的时候，他们总是咬紧牙关，为他们伟大的理想而继续工作。这确实难能可贵呀!
此外，他经常做读书笔记，他习惯于事后把书中作了重要标志的地方重新读一遍，以便更好地领会、记住。他常说：“复习是研究之母。”
他的记忆力非常锐敏和精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按照黑格尔的方法养成了习惯，他在学习一种还没有掌握的外国语言的诗歌的时候，他总是反复背诵这些诗歌。
在他的写字台上一切东西都有固定的次序，没有人敢动他的书和纸，就是琳蘅也不敢动。琳蘅常为此事唠叨抱怨。马克思虽然在其它许多方面都非常尊重她的意见，唯有在这方面不屈服于她的愿望。
他喜欢读十八世纪的小说，特别是冒险小说和幽默小说。他最喜欢的书有：塞万提斯著的《唐·吉诃德》，这是一部描写没落骑士的史诗，主人公的道德在新兴的资产阶级世界里成了可笑的痴愚行为。还有巴尔扎克着的写实主义的小说。马克思不只是把他当作历史学家，而且把他当作塑造人物的、有预见的创作大师。这些人物形象在路易·菲利普的时代还在萌芽状态，直到他死后，在拿破仑第三时期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马克思能够阅读各种欧洲文字的书籍，并且能用德、法、英三种文字写作。他在五十岁的时候还学习俄语，他学习俄语六个月以后便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能够欣赏俄国作家的文学作品。他特别推崇戈果里、普希金和谢德林的著作。他也能够阅读朋友们给他弄到的俄文文件。沙皇政府正在压制、禁止传播那些揭露残酷迫害被捕的革命党人的文件。
他们在考虑德意志国家的发展。他们坚信，一个民主的、民族运动的新高潮即将来临。决定性的是，工人阶级要在自己的政党的领导下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
“我要利用时间，”马克思说道，每个字都强调着，“与某些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流亡者们的空谈相反，我的经济学研究是为革命的实际目的服务的。他们也可能会认为，我在流亡中也许会把德国从我的政治视野中排除出去。弗里德里希，我们共同从事的工作尤其是为德国统一的新斗争作准备的。”
当燕妮走进室内的时候，恩格斯站起身来说：“现在我们的工作已经谈够了，我这次来访本来是想看看你们，并且同亲爱的朋友们欢聚一番。在我的小箱子里，我还剩下几瓶葡萄酒，我差点儿忘了。这是上等的摩塞尔酒，特拉奔—特拉哈产的，是家乡货!琳蘅该给他斟一杯!”
“回忆摩塞尔，回忆葡萄园，”马克思说，“有时，我们唯一的难过的事情就是思念家乡，让燕妮笑吧、哭吧!弗里德里希，没有她，我就不能工作，她同我一道工作、生活和斗争!”
最近饥饿的岁月使马克思生活失常，他过度疲劳，很兴奋地回到家里，马上便倒在床上了。他虽然休养，但仍无效。马克思感冒了，并且必需在床上躺些时候。
恩格斯到了曼彻斯特之后，便马上给燕妮写信，向她表示歉意。但是这位饱经忧患的夫人毫无怨意地回信说：“您怎么能够认为我为了一次小小的纵酒而生您的气。我非常遗憾的是，在您离开之前没有再看到您，否则您自己就会确信，我只是对我的太上皇有些不满。总之，这样的特殊事件通常会得到非常有益于健康的效果；而这一次马克思老爹必定是在同‘大主教的侄子’ [29] 进行夜间哲学漫游时得了重感冒，因为他病得很厉害，直到现在还躺在床上。或许他今天能够起来一会儿并为美国写文章 [30] 。但我认为他还没有复元到他自己想象的那种程度。他接连三夜说梦话，情况很不好。” [31]
一年以前，即一八五一年五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秘密通讯员诺特荣克在来比锡被捕了。与此同时，同盟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海尔曼·贝克尔，手工业工人彼得·勒泽尔也在科伦被捕，普鲁土警察对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采取的行动准备了两年，可是由于当时在被捕者当中没有找到适当的材料，以便他们提起诉讼，罗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罪证，这样，普鲁土警察便只好伪造文件。
普鲁士政治警察头子委派的特务在伦敦制造了各种各样的文件，即马克思博士“签署”的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假文献会议记录。
一八五二年一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求《时代报》和《每日新闻》的编辑部向舆论界证明，普鲁士法官与路易。拿破仑的政治走狗毫无区别。
“……您知道，假如在恰当的时机搞一个经过周密策划的阴谋，那将是一种多么有价值的统治方法。普鲁土政府在去年年初很需要搞这样一个阴谋，好让议会变得比较驯服一些。为此目的；逮捕了许多人，动用了全德国的警察，但是结果他们一无所获；经过种种侦查之后，警察当局最后只能把少数几个人关进科伦监狱，硬说他们是一个遍于各地的革命组织的领袖。……
但是，就在他们被拘禁的期间，颁布了一个“纪律法”，这个法律使政府有权通过非常简便的手续解除任何一个不称政府心意的审判官员的职务。……” [32]
马克思知道得很清楚，全部控告材料都是从侦探和其它被警察收买的分子虚构的口供中制造出来的。因此，他主动地参加揭发那些构成全部诉讼案件基础的警察的阴谋。他用文件证明，那个所谓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会议记录”完全是伪造的。
但是他和恩格斯的努力是徒劳的。警官施梯伯和其它人的假供词更有力些。普鲁士政府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七个委员判处三年到六年的徒刑。
马克思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书，谴责案件的审理方法和普鲁士警察。《揭露》一书后来也在美国出版。在给该书的出版者阿道夫。克路斯的信中，马克思写道：
“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挣钱，而是必须为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此外，案件使德国出版商完全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就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能同他们签订合同。” [33]
我们在这些字里行间里看到了一位高尚的战士和共产党人马克思!他把他的生命无私地献给了崇高的无产阶级事业。
当时伦敦的组织与欧洲大陆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于是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布自行解散；指导德国的现存的组织的新的可能性也不存在了。另外，这时还出现了宗派主义的分裂分子和冒险主义的阴谋，这些东西已经潜入工人运动的行列，从而使普鲁士政府轻而易举地进行新的挑拨离间。
马克思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中的斗争，是一八四八至一八四九年革命事变的最后回声。
“但愿你和你的家属能搬到比较卫生、比较宽敞的住宅!” [34] 恩格斯在信中写道。但是，当时恩格斯自己的经济也很困难。这一次他确实是爱莫能助。
燕妮满怀悲愤、深切痛恨那些与善良和理性背道而驰的东西。她始终忠于马克思。她鄙视和轻蔑地谴责那些庸俗之徒、背叛者、“半截子”革命分子和动摇的机会主义分子；她讥讽那些一旦需要其献身或忍受饥寒便与自由的神圣事业疏远的人；她嘲笑那些在革命后安闲地在凉爽的莱茵河畔城堡中纵情饮酒和空谈政治的所谓“革命家”。
可是，当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在她的贫寒的家庭中出现的时候，她则马上表现得非常助人为乐，拿出剩下的最后一小块面包，搜罗最后一个便士。她怀着慈母般的心帮助他人。她对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取得的那怕细微的成就，也感到满意和高兴。
燕妮把自己的家门向每一个革命者敞开着，她的心脏为那些反抗贫困和资本主义剥削而斗争的工人们跳动着。
在整个流亡期间，她从来没有摆脱那细小的、日常的忧虑，经常缺乏买面包和牛奶的钱。但她从来没有失去她的创造力，她帮助她的丈夫——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共尝一切艰辛。
燕妮之所以能够经得起这些细小的、抑郁的斗争，就是因为她从未失去对她的丈夫的革命理想的必胜信念，从未失去对工人阶级力量的必胜信念。
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她的格言是：“困难把人炼成钢，而爱情忠贞不渝。”
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
一八二三年大不列颠博物馆开始兴建，马克思第一次到博物馆去是在该馆落成前夕。博物馆收藏着各个民族、各个时代的艺术品，它的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马克思每天都到图书馆去。早晨钟声刚响，他就坐在里面，直到晚上看门人关门为止。马克思有固定的座位，在他的桌子上有堆积如山的书籍，很容易认出来。
经济学问题和物理学、法律学、数学、化学、文学、甚至外国语的文法书，马克思都进行认真的研究。他身边常常摆着卡片和草稿纸，以便认真作笔记。他从每本书中摘录内容提要。凡属他所特别感兴趣的书，他就细心地作札记。他在钻研中一旦出现一个新思想，便立即用文字记下来。
一天，图书管理员好奇地问他：“博士先生同时可以研究好五十种科学吗?我们的教授通常只能攻读一种专业!”
马克思对这个干扰有点不快，但他敏捷而风趣地回答说：“亲爱的朋友，所以也有很多教授戴着遮眼罩呀。如果人们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人们就不要只在一块草原上去赏花啊!”
克坚木战争结束了，欧洲反动派的堡垒沙皇俄国被英国、法国、撒丁和土耳其联军击溃。沙皇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削弱了它对欧洲事务的影响。
马克思为沙皇俄国的失败而欢呼。早在克里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强调反对俄国暴政的革命战争的必要性，但同时他也要求为反对英国资产阶级而斗争。他在一篇论阿伯丁和帕麦斯顿政府的文章中写道：
“……交易所的商人和世界商业所驱使的资产阶级代表寡头政治的政府把欧洲让给了俄国，因此为了反对沙皇的要求，首先必须把这个下流的、奴役的和唯利是图的、声名狼藉的统治推翻。”
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大声疾呼地反对农奴制，号召人民照法国雅格宾党人的样子做。这时，马克思正从事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这部经典著作于一八五九年出版。八年之后，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该书又印行了增订本。
马克思同他的家眷还一直住在第恩街简陋的租寓里，多年来严重的肝病一直折磨着他，而且燕妮的健康状况也不佳。八岁的埃德加尔在一八五五年病死了，他是马克思和燕妮在五年内失去的第三个孩子。
马克思的经济状况同以前一样仍然是绝望的。他只是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文章获取少量的稿酬，每篇文章的稿费很少超过二十马克。为了不致挨饿或者被房东勒令迁居，他不得不经常给恩格斯写信求助，而这位住在曼彻斯特的忠实朋友总是按邮车回程送给马克思所需要的东西，并且经常抱怨马克思隐藏自己的困难不向他明说。
马克思的手里有时除了有一张没有到期的领取稿费的汇票之外常常一无所有，而这些稿费的数额通常比较小，无济于事。
一八五六年六月，燕妮的母亲在特利尔去世。
一笔小小的遗产使马克思和燕妮能够弄到一所新住宅，并且计划到海滨作一次对他们来说十分需要的休养旅行。
十四天来，马克思从早到晚一直寻找合适的住宅，最后在梅特兰公园附近找到了一所独户住宅，但是房子里没有家俱，燕妮还要在她接受的遗产中分出一大笔钱给她的担任普鲁土内政部长的兄弟，她没有钱购置，马克思只好再次求助于恩格斯。恩格斯帮助了他，使他很快迁入新居。
两个月之后，困难又降临到马克思新居的门前，他只好再次写信给恩格斯：“……如果你这个星期还能寄钱来，我将非常感激。……如果我头一次就不能给房东如期交付房租，那就要完全丧失信用。” [35]
新的一年带来了新的烦恼。民主主义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的出版家德纳近些时候一直没有刊登马克思的文章。
到目前为止，德纳一直把马克思写的所有文章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的名字在美国很少有人知道，因此也几乎不可能很快地找到另外一家报纸发表他的文章。
马克思对德纳的行为十分愤慨。他坐在书房里想办法。他明白，除了再给恩格斯写信求助之外没有其它办法。他感到不好老是向朋友求助，但是当他想到家庭的困难，想到饥饿着的孩子，想到又病倒的燕妮，他便勉强拿起笔来写道：
“……这样一来，我完全搁浅了。我仅有的一点现款已投入一所新住宅，住在这里绝不能象在第恩街那样一天一天地熬日子；既没有指望，家庭费用又越来越大。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 [36]
一月份最后的一天到了。屋顶上、灌木上到处都是厚厚的一层霜，这时邮差的脚步愈来愈近，马克思亲自向前等侯，匆匆走到门口。几天来他心情不好，一直没有能够写作。
他怀着十分压抑的心情接过恩格斯的回信。虽然他知道恩格斯认为这种朋友之情理所当然，但是朋友对他的这种帮助使他内心十分不安。
恩格斯从曼彻斯特的来信中热情洋溢的话使马克思重新振作起来。恩格斯写道：“这些美国佬简直是非常可恶的家伙；看来，《论坛报》的先生们认为，他们已经把你象柠檬一样挤干，现在可以去挤另一个人了。……二月初我将给你寄五英镑，往后你每月都可以收到这个数。即使我因此到新的决算年时负一身债，也没有关系。……当然，你不要因为我答应每月寄五英镑就在困难的时候也不再另外向我写信要钱，因为只要有可能，我一定照办。……” [37]
马克思把信中的这几行念给燕妮听，她十分感动。燕妮说，“他之所以干这个不喜欢的职业，完全是为了能够帮助你。他是多么喜爱研究哲学或文学啊!”
马克思点头表示同意。他曾经最担心燕妮，因为她现在又怀孕了。他自己早就已经明白，如果没有恩格斯，他的一家就得饿死。
第六个孩子生下来就妖折了。燕妮要恢复健康是困难的，马克思也患了严重的肝胆病。恩格斯也同样患病，在他到海滨浴场旅行之前，他送给燕妮一篮葡萄酒，让她滋补一下好恢复健康。
这时，在伦敦的其它流亡者们在幻想策动推翻世界的期间，马克思则每天都坐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研究，夜晚他把所阅读的书加以整理，或者用它作为写作《资本论》的素材。他近年来一直是这样工作的。
李卜克内西比马克思小八岁，从他流亡的最初的日子，他就把马克思作为表率和导师。一天，他来到流亡者们聚会的地方，有人正在辱骂马克思，攻击他的学说，李卜克内西没有多听那些无聊的空谈，便打断了他们的谈论。他愤怒地叫道：“你们为什么要侮辱马克思?”“难道因为他用那嘲笑的鞭子鞭挞了你们静观的、柔嫩的肉体吗?!难道因为你们这些花言巧语的家伙反对他吗?!”
李卜克内西沉默了一会儿，他对这些民主主义者，其中也有自称社会主义者的人们非常愤慨，他红着脸、额上青筋暴涨站起来说：“难道因为马克思谴责了你们的无知吗?!难道因为他教训了你们，急切地填补了你们的知识缺陷吗?!我正告你们，他决不会因为你们的攻击而放弃他的目的。那怕全世界化成废墟，他也会坚持到底!普鲁士的司法没有使他屈服。他对你们这些家伙理应不讲情面。你们考虑问题要合乎逻辑，表达思想要清晰，为人要诚实，除了这些他就无求于你们了!”
他知道马克思是一位严师，但他从不使他的学生丧失自信心或勇气。马克思教育他们要诚实地、批判性地评价自己的工作。他从不自满，要求经常细心地去研究社会现象。他对人不猜忌、不嫉妒；他没有虚荣心，厌恶沽名钓誉和专门说漂亮话的人。这些人目空一切，满足于夸张空谈。
李卜克内西决心为人们写一篇关于马克思的伟大和谦虚的文章。
那个家伙说，马克思是一位雷神。但愿他们知道一下马克思与他的孩子们怎样相处。他不仅是她们的父亲，而且是她们最好的朋友。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是一位最善良的人，一位幽默、诙谐的伙伴，一位富于同情感的朋友，一位志同道合的好同志。
人们责备马克思“会憎恨”。但是无论如何，他之所以会憎恨，只是因为他是一位懂得伟大的爱的人。
马克思经过十四年的准备开始写作《资本论》的时候，他的最大的女儿燕妮才十三岁，劳拉也才十一岁，最小的女儿爱琳娜则刚刚开始学走路。
他在博览浩瀚的典籍的基础上，写出了三千二百多页的巨著。当他掌握了全部材料，写出了《资本论》所有三卷的草稿的时候，即他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二十四年之后，《资本论》第一卷才出版。
在这个期间，马克思家庭的经济情况每下愈况，他为了分心维持家庭生活花费了多少精力!但是不仅如此，他还要同那些形形色色的反党的、小资产阶级派别进行严酷的、不停的斗争。他的钢铁般的意志使他再接再励、力量无穷，他那由于非普通人所能忍受的．长期的艰苦工作以及多年贫困所造成的极坏的健康状况，从未动摇过他的意志，或者迫使他放下工作。
“现在我已准备好，”他指着写字台上一大堆稿纸对燕妮说，“我相信可以动手写了!”
他忽然感到几个星期没有和孩子们好好地一道玩了，于是他站起来，把女儿们叫到身边。
他有一次诙谐地说：“孩子们应该教育父母。”他对待他的女孩子们就像对待大人一样，从不向她们发命令。
马克思熟悉国内外各种有价值的文学书籍。他能背诵歌德和海涅的很多诗篇，他每年阅读希腊文的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推崇莎士比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他很早就让孩子们读这位大师的著作。
他经常给他的女儿们朗读他最喜爱的作家但丁和白恩士 [39] 的著作。常常发生这样的事，他突然把书合上，继续讲历史，而且就象诗人写诗那样斟字酌句。
每当收到一笔稿费，或者接到恩格斯寄来的几磅汇款，海伦·德穆特必须首先储备充足的口粮，因为流亡者绝大多数都饥饿不堪。一个还是从特利尔带来的大筐里装满了很大一块煎小牛肉，一罐调配了砂糖的茶，另外还有一些水果。
这一家的好朋友威廉·李卜克内西通常带着两个小女孩走在前面，她们一边走一边做体操，一边玩着、唱着，或者采折路边的野花。走在孩子们后面的是来访的朋友同马克思和燕妮，最后是琳蘅。篮子必须由最想吃东西的客人帮助提。
当大家找到适于落脚的地点时就停下来休息，把带着的东西拿出来吃。孩子们在灌木丛中跑来跑去，打打闹闹，大人们便拿出他们的报纸来阅读，而且马上展开热烈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议论。
他的头脑里装满了历史、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各种知识，再没有第二个人能象他那样懂得运用在长期精神劳动中积累起来的知识了。他在艺术上的观点同在科学方面的观点一样严谨，他从不谈论那些他自己不真正掌握的事物。
他常向他的朋友们谈这一类事情，说：“穷开心是消愁解闷的最好办法。”
前几天，燕妮把她的披肩典当了，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
马克思的心情很不好，他气馁了，躺在床上，而且连书也看不下去。他失望地说：“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我宁愿躺在地下百尺深处，象植物只靠水土一样过着极其困苦的生活。”燕妮噙着泪水央求说：“还是写信给恩格斯吧!”马克思摇摇头，说：“总是连累人家，拿些极琐碎的事去烦扰别人，这样持续下去实在不能忍受了。”他站起身来，说：‘‘我必须自己努力工作，把穷困赶走。”
非常不幸的是邮差又来了，送来了拉萨尔的一本书，还要付两先令的邮费。
马克思喃喃自语：“一个糟糕的征兆!”他对拉萨尔没有什么好评。
马克思迫于外部的压力和恶劣的处境，还是给恩格斯写了信。
过了几天，他就收到了恩格斯的回信，信中附了五英磅的汇票。
马克思现在四十岁了。他只要一想到他近几个月的生活，他就从来不把自己的忧愁和困苦寄希望于他的仇敌的身上。燕妮病了，姑娘们衣衫褴褛，象叫化子似的，赊欠商人和房东的债务合计高达五十英磅之多。贫病交加，马克思整月不能工作。但就在这个困难时期，他仍保持着对他的夫人和孩子们的忠贞的爱。
他在燕妮面前很受尊敬，十二年多的岁月中燕妮一直同他备尝艰辛。他重视她的理解力和批判思想，并将所有著作的草稿让她看，他非常相信她的判断力。他的事业是同燕妮的爱情和合作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一八六零年底，燕妮得了天花。由于生活上的贫穷艰苦、颠沛流离，她的身体虚弱不堪，因而很容易感染病毒。孩子们必须隔离开住。马克思护理他的夫人，几个星期未能工作。
圣诞节成了近年来最令人忧愁的节日之一。
虽然这两位朋友几乎每天都在互相写信，但是当面谈谈德国民主运动高潮的问题还很必要。
自由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德国统一，但它是从单纯的经济原因出发的。新的民族协会的任务，是在普鲁士邦的领导下实现德国的统一。
“现在应该号召德国人民为国家的统一，为反对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的统治者而斗争。”恩格斯说。
马克思怀疑地摇摇头。他知道，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脆弱。人们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资产阶级害怕夺取政权的斗争，他们满足于自己的经济利益。自从俾斯麦上台以来，资产阶级对容克地主更加卑躬屈膝了。马克思认为，现在需要准备建立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战斗的党。他认为，这是当前主要的任务之一。
当时在资产阶级内部有两大阵营：小德意志派，这一派企图不要奥国，而在普鲁士的领导下实现统一；另一派即大德意志派，他们则愿意在奥国领导下统一起来。普鲁士通过关税同盟已经成了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地区，所以大资产阶级赏成在普鲁士占优势的情况下实现统一，他们愿意有一个他们自己能在政治上参与国家事务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但是，容克地主在普鲁士保持着毫无限制的统治者地位。这便是矛盾。
“如果德国的工人们只要脱离完全漂浮在资产阶级航道上的进步党的话，该多好啊!”恩格斯批评说，“就是这个拉萨尔……”。话犹未完，马克思截住他的话，说：“他是个专会说漂亮话的人，一个波沙侯爵，一个狂妄自大的人。他曾写信给我，说他计划出版一份周刊，或者一份日报，约我当总编辑。尽管这项计划非常吸引我，但是我不想干。我们还必须谈谈这个事，由于拉萨尔的轻率和独裁我们担的风险太大。如果他坐在柏林总编辑部，而要我们对他做的全部蠢事负责。这样，我们在德国的阵地就要遭到毁灭。”
“如果你最近几个星期内乘船到荷兰去，你不能去看看他吗?”
“弗里德里希，我也考虑过这件事，但我必须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去。……那好吧，我去拜访他!”
二月间，马克思首先旅行到荷兰，去看望他的舅父。他的舅父给他一笔一百六十英磅的款子，以便他能还清债务。然后，马克思再从荷兰乘船回德国。
他路过柏林，在拉萨尔处逗留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拉萨尔一直没有向马克思提到他计划中的事。但一天下午，当他们在陈设华丽的办公室里对坐着抽烟的时候，拉萨尔突如其来地说：“摩尔，我们出版报纸需要二万到三万塔勒。另外，我的意思是，我和你同时担任总编辑。”
“那么恩格斯呢?”马克思问道。
“如果三个人不嫌多的话，恩格斯也可以担任总编辑，但你们俩人不能比我有更多的表决权，否则我每次都要被多数票否决。亲爱的摩尔，关于这一点我有我的道理。第一，就一般观点而论，我要更接近于资产阶级政党，只有这样，报纸才容易弄到钱；第二，我牺牲了我的理论研究和休息，因而我必须从中有所收益。”他微笑着说，“倘若你们俩不干，那么，我仍然准备给报纸以财政上和文章上的帮助。我要予以利用，但不负责任。”
马克思领教了拉萨尔的强词夺理和咄咄逼人的态度，知道他的粗鲁和轻率。他考虑了一会儿，他自己对自己说，只有在严格的监督下拉萨尔才能担任其中的一位总编辑。
停了一会儿，马克思机灵地说：“对不起，在没有同恩格斯和沃尔弗 [40] 商议之前我不能作决定。”说罢，在椅子上向后靠了靠。
拉萨尔没有回答什么，话题开始转到他的研究上去，并且说到他要取消李嘉图工资法则。
“我要宣传工人的统一事业，”他一边说着，一边傲慢地看着马克思，“当然要到大企业中去进行。”
马克思弹去雪茄烟的烟灰轻蔑地微笑着。
“那么，资本呢?”马克思问。
“国家一定会给资本的。”
马克思生气了。
“我理解得对吗?你是不是要工人用国家的钱来帮助建立他们自己的企业呀?”
拉萨尔自信地回答：“对呀!亲爱的摩尔，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情。”
马克思站起身来，在室内踱来踱去。他的眼睛在浓眉下面差不多消失了，他不愿意留在拉萨尔面前。
“拉萨尔，我不参与这种胡闹的事。你在幻想，想用借贷资本又不付利息的方法来获得资本吗?那么你不要求推翻资产阶级，你不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你愿意资本家做银行老板。”
“你只顾眼前的效果。你正是思想上患了最典型的神经衰弱症。你读读《共产党宣言》吧!诚然，我们不能就在明天实现，伟大的历史性运动需要时间，但是最重要的的确是目标……我的目标是求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而道路呢?……这就是经济的和政治的阶级斗争，它只能通过各国无产阶级的、完全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独立组织的共同合作才能达到这个目标。”
马克思失望地回到伦敦。人们一次也没有赦免过他，他只能作为一个没有国籍的人回到祖国，象乞丐一样地申请重新加入国籍，但是政府已经决定拒绝他的申请。
马克思从伦敦写信给拉萨尔再没有谈到第二年出版报纸的事。
流亡的困难继续下去，而且比以前更严重了。
愚昧无知是个恶魔，我担心它还会演出一些悲剧。
马克思在普鲁士旅行期间亲眼看到了，他流亡以来普鲁土的工业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形成了，轻工业借助于机械化给市场提供了愈来愈多的日用必需品，银行的保险柜里装满了工业产品的利润，资本家组织了股份公司，新的大银行出现了。
但是，德国的四分五裂状态仍旧是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它没有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在他们争取新市场的斗争中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
马克思也发现，随着德国工业的飞速发展，对工人的剥削也增加了。工业资本家一年比一年获得更多的利润，企业主仅支给工人勉强能维持生活的工资，工人们在贫民窟中过着受饥挨冻的悲惨生活。没有任何社会设施，因而对于疾病或不幸事故毫无保障。
这时，德国工人教育协会还一直在人民党的航道上漂浮。
一八六二年拉萨尔来到了伦敦。
马克思同他的家庭又飘泊在急难之中。房主勒令迁居并扣押其家具杂物。为了不让拉萨尔看出他们的窘境，燕妮把自己不可缺少的东西都典当了来招待他。
拉萨尔态度十分傲慢，自命为“德国工人运动的代表”，并提出漫无边际的计划。马克思和燕妮看透了拉萨尔，暗地里对他的夸夸其谈觉得好笑。
“你是一位开明的波拿巴主义者!”马克思嘲笑他。
拉萨尔气得跳起来，大声地嚷道：“你太抽象，不懂政治!”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工作进行得很缓慢。他得了一种厉害的病，不易治疗的痈，使他几个星期不能坐到写字台边工作。
马克思比以往更加坚信，资本主义的发展、国际关系的加强以及各国资产阶级的军事联盟，迫使工人阶级不得不创立一个国际工人组织，这个组织不应该单纯为经济斗争服务，而且必须要为政治斗争服务。
前些年的危机有力地推动了各个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波兰的起义、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战争、美国的内战以及英国资产阶级联合奴隶主转入干涉这一内战的危险，这一切对上述运动均发生了影响、起了作用。
马克思力图把各国无产阶级的组社团合成一个国际组织。他几乎每天都给恩格斯写信，两位朋友花了很多时间商量怎么办。当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之时，国际工人运动的盛大集会终于在一八六四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伦敦举行了。
马克思作为德国工人的代表坐在主席台上，牙痛和痈痛病折磨着他，因此他讲话很少。但是，他提议成立一个常设的国际工人组织；并且立即组成一个委员会，由该委员会制订章程，起草告各国工人的纲领性宣言等建议都得到了大会的通过。
马克思也被选进委员会(后来称为“中央委员会”)。各国各个工人组织的派别的代表都出席了会议，它包括：德国共产主义者，英国工联主义者，法国蒲鲁东主义者和英国欧文的信徒等。
马克思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国际的这个纲领必须是一个无产阶级的纲领。它不能模棱两可，而应含义单纯，应该不排除那些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差别很大的工人团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马克思受委托起草大会开幕词，他决心使措词非常明确，以便只有最低级文化的工人也都能看得懂。
他在纲领中从一般财富的增加出发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业发展的结果绝不能清除工人阶级的贫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境况不会改善，而且会恶化；工人阶级将继续在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他指出，如果要消灭剥削和压迫，那么应该完全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
象在《共产党宣言》中那样，他在纲领的结尾写上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
马克思还起草了共同章程。他在引言中探讨了《国际工人协会》，即《国际》的纲领的基础。
他阐明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辱和政治依附的基础；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务于它的伟大目标。” [42]
马克思的建议被中央委员会，即后来的总委员会所采纳。
马克思身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在以后的时期时刻注意到，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为第一国际斗争的基础。
同时，他又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工作。
马克思认真地准备大会的决议，并实际完成了领导第一国际的全部工作。
俾斯麦在一八六二年担任普鲁士首相以来，发动了对丹麦和奥地利的战争，使普鲁士成了德意志的霸主。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汉诺威、黑森选侯国、黑森—拿骚以及邦伯领地黑森—霍姆堡和美因河畔的帝国自由城法兰克福都被合并到普鲁士王国。俾斯麦采用“铁血政策”部分地实现了他统一德国的计划。现在他同那些还保持独立的北德诸邦建立了由普鲁土领导的北德意志同盟。俾斯麦还同南德诸邦缔结了秘密同盟。
普鲁士国王的专制统治是新宪法所赋予的。通过一系列改革法案，俾斯麦成功地为普鲁士征服德意志争取到了资产阶级，赢得了他的“自上而下革命”的胜利。
就在这个时候，卡尔·马克思正在伦敦写他的《资本论》。贫困比以往更加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痈比以前更厉害地折磨着他。 过度的夜间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贫穷和抑郁使他的身体很虚弱，因而他常常病倒。
但是，他总没有失去他那幽默的风度，严重的脓疮使他显得象一个“该死的老头儿”，他痛得很厉害，不能继续写作。他给孩子们朗读《荷马史诗》、《尼贝龙根》之歌、《唐·吉诃德》以及《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他给孩子们讲上述那些书的内容，教她们独立思考，体会这些文学作品的美。
马克思用同样的方法跟她们谈论政治和宗教。
马克思带着这位青年人到汉普斯泰特荒阜去散步，给他讲述他那人类社会发展的天才学说。
拉法格在散步中经常得到启发和鼓舞。当马克思重新坐下来工作的时候，拉法格就向马克思夫人燕妮和姑娘们讲述，马克思的谈话给了他多么强烈的印象，他说：“就象在我眼前揭开了一道帷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清楚地把握住了世界历史的逻辑，并且能够找到社会发展和思想发展表面上如此矛盾的现象的共同的物质原因。这一切使我非常惊讶，好几年后这一印象还留在我的脑海中。” [43]
“是的，他赋予人类思考和说理的能力是非常惊人的，”大女儿燕妮说。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因为她已经在为劳拉的嫁妆操心。累累的债务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但是，她对孩子们仍然笑语如常。她想到，她的摩尔尽管被贫困的烦恼和痈的痛苦所折磨，但他多么高兴，他的伟大的著作已经完成，并且即将开始写作第二卷。
马克思经过长时期的研究，现在把《资本论》第一卷已经编好、誊清，以致他可以写信告诉恩格斯：
“手稿的第一部分终将在下星期就要寄给迈斯纳了。今年夏天和秋天的拖延的确不是由于理论，而是由于身体情况和生活问题引起的。从第一个痈动手术到现在已经整整三年了。从那时以来，这东西停止发作都是一些短暂的间歇，龚佩尔特一定能肯定地告诉你，如果你得了这种鬼毛病，一切工作中要算搞纯理论工作最不相宜了。
再过六个月的时间，《资本论》第一卷就完全脱稿了。
一八六七年四月初，马克思离开伦敦乘船到汉堡他的出版家那里去。
马克思在过惯长期的单调生活以后，感到船上有趣的生活相当愉快。
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夜晚，马克思校对完了他的著作的最后一张清样，他如释重负，放下了手上的笔，“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完成，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 [45] 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这样说。
第二年，马克思要庆祝他的五十岁生日。他想到他的境况，他发现自己仍然一贫如洗，但庆幸的是他化了毕生精力著作的《资本论》的第一卷现在已经可以付印了，这种喜悦使他忘记了一切家务方面的忧虑和身体上的痛苦。
他再一次审读那篇早在六月份就已写好的序言。序言的最后几句话是这样写的：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46]
马克思还回想起他的青年时代、大学生时代，回想起《新莱茵报》、革命以及后来的那些年代。
流亡的岁月几乎是难以忍受的，它带来了饥饿、贫困和疾病，也带来了无数的烦恼和可恶的事情。但是他完成了两件伟大的历史性工作：即建立了“国际”，写完了《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最近几年一直注意研究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并且特别注视青年旋工奥古斯特·倍倍尔的政治工作，这位青年工人正在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坚定拥护者。
马克思把研究德国工人报纸看成是最严肃的工作。
“你听着，”他说，“工人教育协会在纽伦堡的联合会议上终于摆脱了资产阶级。这件事要归功于倍倍尔。他们公开拥护国际的纲领，这是前进了一步。”
他伸手去拿烟盒。
每当马克思收到他的朋友恩格斯的来信时，全家总是非常高兴。他把信念给燕妮和孩子们听，恩格斯询问他们的债务情况，他想还清这些债务；此外，他通知马克思，他将在最近五年到六年内每年寄给他三百五十英镑，让马克思解除经济顾虑，安心工作。
马克思和燕妮为这位朋友的慷慨的巨额供给所感动。当他们审查自己的经济情况时，他们发现，当票数不清，杂货商的售货单积得很多，好象是一堆厚厚的手稿。
马克思在计算着。
单是偿还当铺的钱就需要七十五英镑!所有没有用针钉牢的欠账的单据反正都摆在那里，可以找到。还要加上税款。欠医生的账还没有计算在内。
马克思窥视着他的大女儿燕妮，她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就在一个英国人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她忍耐地分担着家庭的窘境。
马克思的夫人燕妮也由于长时期贫困丧失了她先前的镇定，而变得神经衰弱，敏感易怒了。
最大的女儿紧倚着她的父亲，杜西也来到他的身边。马克思看到女孩们的忧郁的面容，更加清楚地体会到他的朋友恩格斯的慷慨帮助的伟大情谊。多年来他们靠着他生活；恩格斯也一而再，再而三地主动帮助他们。
“邮局送来了一个好消息，”她终于说道，“倍倍尔的愿望在爱森纳赫实现了，社会民主党在代表大会上已经建立，他们决定加入国际!”
“这件事好，实在太好了!……建立了一个革命党。我必须听听恩格斯对此有什么看法，……”
拿破仑第三登位时曾经宣布，帝国将推行和平政策，后来被一个政治冒险家改变了方针。新帝国的资本家们要进行新的侵略扩张，以增强他们的经济力量。拿破仑第三反对德国企图统一，而俾斯麦则想扩大普鲁士容克地主的君主国。因此，他伪造普鲁士国王与法国大使贝内代蒂在爱姆斯温泉的会谈结果，从而导致法国在一八七零年六月十九日宣战。德意志举国上下全力以赴，去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这件事关系到各个阶层和各个阶级，特别是关系到刚刚于一八六九年在爱森纳赫成立了独立的革命党的工人阶级。但是这个党还太软弱，不能通过革命而建立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而德国的统一仅是依靠容克俾斯麦在君主政体的基础得以实现。
普法战争首先是一场正义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有助于德国的统一。假如拿破仑胜利了的话，德国的统一还不知道要推迟到什么时候，但德国的工人阶级就有可能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展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
马克思现在五十二岁，须发已经灰白，但是他仍然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个事件。
战争爆发后几天，马克思受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一篇致各国工人的宣言。他在宣言中写道：
“在德国方面，这次战争是防御性的战争。但是，究竟是谁把德国弄到必须处于防御的地位呢?是谁使路易·波拿巴有可能对德国进行战争呢?正是普鲁土!正是俾斯麦曾和这个路易·波拿巴暗中勾结，以期摧毁普鲁士内部的民主反对派，并使霍亨索伦王朝兼并德国。……
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容许目前这场战争失去纯粹防御性质而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战争，那末无论胜利或失败，都同样要产生灾难深重的后果。……” [48]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早就预见到这场战争。恩格斯由于天才的军事科学论文而在英国和德国非常享有盛名，他再度与他的朋友马克思交换意见。他们知道，德国的工人阶级一方面代表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反对拿破仑，另一方面反对普鲁士容克地主阶级的沙文政策。
他们为社会民主党制订了准确的方针。这些方针将帮助社会民主党在战争期间开展错综复杂的斗争。关键在于促进人民运动，而这个运动在程度上和时间上必须限于德国的防御，当然包括排除进攻，促进和平。然而必须强调，德国民族的利益不同于普鲁土王朝的利益。
对此，马克思写道：“每个人都将反对兼并亚尔萨斯一洛林，而在巴黎一旦由共和国政府，而不是沙文主义政府掌握政权，一定会马上在体面的和平的基础上结束战争。……，而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法国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坚持不同意战争，不互相攻击，并且不断地强调这一点。”
拿破仑以及他的军队在色当战败被俘，从而统一德国的危险敌人也就被打倒了，现在应该结束战争。如果俾斯麦要把战争继续下去，那么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代表德国企业家的利益，因为他们以及整个反动派早就对法国洛林的矿产垂涎三尺了。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它的英烈们已永远铭记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心坎里。
近秋的暴风雨在英格兰岛上咆哮，它带来了爱尔兰海上的风雨和浓雾。
工人们于色当战败后在巴黎宣布成立共和国，并准备武装保卫家园，反对俾斯麦的侵略战争。
马克思现在更加经常地同恩格斯在一起，因为这位朋友一年多以来一直没有在他的父亲的企业里工作。马克思在论述他关于法兰西发展的思想时说：
“这个建立了国防政府的共和国是个反动共和国，它不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就，而只是作为一种国防措施宣布的，临时政府不只是继承了崩溃了的第二帝国的废墟，而且也继承了对工人阶级的恐怖。”
马克思再也不能安坐在他的安乐椅上了，他站起身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浓密的须发也激动得竖起来，后来他沉思地站住了。
“法国工人应该完成他们保卫祖国，反对德国入侵的义务，同时运用共和主义自由提供的一切方法，把工人阶级本身组织起来，始终不渝地、坚定顽强地实现这些任务是法兰西新生的决定性前提。……因此，……赞成接受工人阶级对法国的领导，……，赞成无产阶级为了自身社会解放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
“巴黎工人没有遵守临时政府的规定”马克思喊道，“他们已经自己武装起来，有两百个营，他们已经够强大了，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小商人。五个星期后法兰西帝国就要崩溃了。”他继续说：“但巴黎的斗争将持续一两个月，工人和国民自卫军将保卫城市，他们宁死也不让俾斯麦的军队攻进城来。”
“全国都在加强反抗入侵者，法国人民到处都在战斗，他们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
马克思认识到国民自卫军的英勇反抗不符合反动势力的利益。已经有迹象表明，富裕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由于害怕武装的人民，他们已经准备毫无抵抗地放弃巴黎。他们害怕革命，并且已经派遣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去同俾斯麦谈判。
德国报纸发表了一条报道，马克思、恩格斯对此表示同意。普鲁士国王称被幽囚在威廉宫的拿破仑为“亲爱的兄弟”。李卜克内西在国会上对此说过：
“法国人民和法国工人比起那个幽囚在威廉宫的奸徒的“亲爱的兄弟”才是真正更加值得尊敬的兄弟呢!”
“李卜克内西也同倍倍尔一起拒绝投继续进行战争的信任票，他要求放弃吞并法国领土，尽快地与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和平。”
被饥饿围困的巴黎投降了，但是国民自卫军保留了武器，甚至保留了大炮。德国军队不敢攻入巴黎城内。
新的临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梯也尔要求立即同德国进行和谈。一八七一年五月十日条款很苛刻的和约在美因兹河畔的法兰克福签了宇：赔款五十亿法朗，割让亚尔萨斯—洛林及其要塞梅斯和迪登霍芬。
当法国资产阶级向俾斯麦乞求和平的时候，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晨，巴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呼声惊醒了。梯也尔把临时政府的军队调到巴黎北部的高地，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
到处敲打警钟，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工人向政府军推进，政府军队逮捕了他们的将军，并且与工人们联合起来。政府大厦被占领了，红旗——自由的旗帜——立即在市政厅的上空飘扬。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
马克思焦急地注视着巴黎城内的事件，他曾作为政治流亡者三次在这个城市住过，而且他自己在那里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公社的第一个措施是解散常备军和警察，并且建立人民武装取代它。
贫苦市民的困难由于公社采取紧急措施而得到减轻。分配生活必需品，当铺照常开放，厂主逃亡了的工厂和作坊又迅速地恢复了生产。但是公社只局限在巴黎，没有向凡尔赛进军，未能在反革命利用时间积聚反革命力量之前消灭反革命势力。
马克思预感到危险，但是公社的革命力量使他很受鼓舞，使他排除了一切烦恼的怀疑。贫民窟的穷人迁进了逃亡了的富人的住宅，实行了义务教育和免费教育，为劳动妇女的孩子建立了托儿所和幼儿园，妇女同男子实行同工同酬。
这是英勇的巴黎工人的伟大的、永志不忘的事业!
他们同装备优良的政府军队战斗了七十二天。由于普鲁士──德意志占领军的阻挡使巴黎同外省隔绝，处于梯也尔的军队的严实地包围的战士们在艰巨激烈的街垒战中抗击优势的敌人。
俾斯麦释放了十万名战俘，以增强梯也尔军队的力量去打击公社。最后的保卫战阵地在拉雪兹公墓。几乎全部反动军队同公社武装作战。公社战士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在枪林弹雨中倒下。
胜利的资产阶级进行残酷的报复。刽子手加利菲枪杀了二万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反动派胜利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德国皇帝加冕典礼，通过掠夺战争而成长起来的普鲁土军国主义国家把它的影响扩大到了全德意志境内。德国被“普鲁士化”了，并且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兵营。
的确，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对于以前不统一的德意志联邦来说是前进了一步，现在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开辟了自由的道路，德国工人运动从此也强大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站在欧洲革命斗争最前线的德国工人中传播着。
德意志诸侯联盟的德意志帝国用一个新的帝国国会制造了一个虚有其表的议会，帝国国会制定的法案只有得到联邦内阁的同意才能产生法律效力；皇帝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他和宰相都不对国会负责；容克地主保留了特权，把持了国家政权。
工人阶级虽然在她的组织上还不统一，目标上还不协调，但是她有两位向卡尔·马克思学到许多东西的领袖，即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威廉·李卜克内西，他们在帝国国会里有力地主张废除容克地主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特权。
“这个由铁和血铸造出来的‘帝国’没有资产阶级自由的土壤，就更不用说社会平等的土壤了。国家将采用建国的手段维持下，长剑曾是‘帝国’的助产婆，长剑也将跟随它走进坟墓。”倍倍尔向俾斯麦大声喊道。
马克思从公社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公社的意义在于它是全部国家组织的榜样；他指出，只有工人阶级，只有公社有能力使工人和农民群众从贫困和奴役中解放出来。
当然，他也批评了公社所犯的错误。但是他认为公社是新社会的先驱，它是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政府，它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却开始实行了社会主义措施，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
德国向法国榨取的、作为战争赔偿的亚尔萨斯—洛林的铁矿以及五十亿法朗，只是对德国的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有利。被资产阶级投机热所支配的创办公司的高潮年代使资本主义繁荣起来了，新兴的德国工业运用了科学和技术的最新发明，出现了工矿大企业，兴建了新铁路网。在竞争过程中摧毁并兼并了许多中小企业的股份公司发展成为大型企业。
但是，工人却挣扎在饥饿线上，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被剥削得都更厉害。
马克思又被肝痛和痈所折磨。虽然如此，他仍然坚持《资本论》第一卷法文译稿的校阅工作。
“捷克人现在一定在期待获得独立，直至哈布斯堡王朝崩溃。”马克思这样预言。
他阅读很多书，并且切实按医生规定的疗程疗养。
“我们两人严格遵守生活制度。早晨六点到各自的矿泉去，在那里我必须喝七杯水。每喝完一杯就休息十五分钟，在这段时间里可以来回散步；喝完最后一杯以后，散步一个来小时，最后喝咖啡。晚上临睡以前，还要喝一杯凉水。” [50] 他写信给恩格斯这样说。
两个星期之后，疗养区的小报《喷泉报》披露了他的身份，同时，把他的邻居天主教徒、自由派贵族普拉特伯爵当作“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首领”而告发了。对此，马克思只有付之一笑。他确实交了疗养税，所以也就没有人能对他住在卡尔斯巴德造出是非。
最初三星期的夜里他经常失眠，他变得愈来愈容易发怒。的确后来他肝病终于好了，便于九月二十一日经过莱比锡到汉堡，去探访出版家迈斯纳。
德国的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化了。工人们聚集在倍倍尔为首的党的周围，拉萨尔的追随者越来越少，两党联合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拉萨尔分子为了使他们自己的影响不致完全丧失，他们采取了和解的第一个步骤，导致后来在哥达建立“社会主义工人党”。
倍倍尔当时在监狱里，没有对建党的准备工作发生过影响，威廉·李卜克内西代替倍倍尔进行谈判。
恩格斯通过倍倍尔从狱中的来信，获悉了两党联合的组织草案的时候，他对这些建议很气愤。马克思看到草案时也很愤慨。对拉萨尔派一再妥协。这种完全不可靠的妥协则为资产阶级思想意识铺平了道路，而且只能是新的分裂的萌芽。
马克思、恩格斯同李卜克内西有几十年的交往，一再给他以正确路线的指导。而现在，在德国工人运动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上，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有劝告完全置于脑后了，组织草案否认了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马克思知道，德国工人运动之所以站在欧洲运动的前列，主要是因为他们在战争期间坚持了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立场。但是现在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还剩下什么呢?!只有一个对未来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情谊的暗淡的前途，一个建立资产阶级的欧洲联邦的前途，……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的判断。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两人共同给倍倍尔的一封长信中阐述了他们俩对纲领草案的明确的、不容歪曲的意见。
一八七五年，“全德国工人联合会”和“社会民主党，经过长期协商之后，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社会主义工人党”。
“哥达纲领真是个耻辱!”马克思沮丧地说，“难道我们没有给他们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吗?《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关于法兰西内战和农民战争的论文，……。
人们知道，只有合并的事实满足了工人的要求。但是，假如人们认为，眼前的结果不是用很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糊涂了。……早在两党合并之前我就指出这是个缺口，……，但是无用，一切毫无用处，……。”
室内沉默了一会儿，教堂上深沉的钟声响彻了大街，使窗户上的玻璃都轻轻地震动了。马克思拿起一叠稿子，开始写对哥达纲领草案的批判。
恩格斯拿起一页来念道：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52]
这两位朋友决定，他们绝不放松为纯洁马克思主义学说所进行的斗争，并要撰文批判哥达纲领在两党合并上所犯的错误，使爱森纳赫派的领导同志们认识这些错误。
马克思把自己的科纳克白兰地酒递给这位神父，神父使劲地喝了一大口，并且马上变得健谈起来。他们俩用英语谈论德国的“文化斗争”。神父说：“德意志帝国的自由很伟大，以致于人们必须用英语结结巴巴地谈德国的文化斗争问题。”
事后，马克思听说，他的那位旅伴是穆泽尔贝格的一位先生，是法兰克福天主教主教的代表。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是个模范疗养员。疗养对他效果很好，而且这一次他甚至能够很好地入睡。
第三次到卡尔斯巴德旅行和一次在莱茵河巴德的纳伊纳尔疗养只是使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得到了暂时的改善，可是失眠和头痛却更加恶化了。一八七八年马克思又得了肋膜炎、肺炎、脑神经炎、肺脓肿和坐骨神经痛。
马克思打算再到卡尔斯巴德去疗养，但是德国和奥地利政府企图把他驱逐出境，所以他没有去成，后来他去了英国的几处海滨浴场，其中有拉姆施加特。恩格斯也经常在那儿疗养。
天气寒冷，白天下雨，夜里是暴风骤雨。几年来燕妮一直病着。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燕妮·马克思与世长辞。一生中，她以高度的自觉和炽烈的热情投身于她的丈夫的事业。
她作为一位共产主义者与世长辞了。
恩格斯在燕妮的葬礼之后见到马克思的时候说过：“摩尔也死了。”
除了恩格斯的下列悼词以外，再没有人能为燕妮·马克思树立一座更庄严的纪念碑了。
“这位具有极其敏锐的批判智能，巨大的政治上的机警、充沛的精力和热烈的性格、忠于自己的战友的女性，在差不多四十年中为运动所做的事情，是社会公众看不到的，现代报刊的年鉴里也没有记载下来。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感受得到。但是我深信：那些巴黎公社流亡者的妻子们还会时常回忆起她，而我们也将时常为再也听不到她那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丝毫不损尊严的意见)感到若有所失”。 [53] “如果有一位女性把使别人的幸福视为自己的幸福，那末这位女性就是她。” [54]
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象他那样的人了。
一八八二年二月的最后几天，马克思乘“塞德”号轮船到达阿尔及尔，这时那儿的天气正好既潮湿又寒冷。从马赛到北非海岸的海上旅行风浪一直很大，就是在防寒严密的船舱里马克思也挨冻了。很久以来他患的严重的肋膜炎一直未能痊愈。
他在法国他的女儿燕妮那儿度过了冬季。他的女儿对他殷勤备至，尽量使他生活轻松愉快。
但是深深的忧郁总是常常使他十分茫然，他的全部思念都萦绕在他的终身伴侣、现在长眠在海格特公墓的燕妮身上。位于地中海海湾上的阿尔及尔城的壮丽景色多少消解了一点他心中的忧郁。
马克思到达的最初几天还是可以忍受的，但是不久，狂风和雷电便宣告暴风雨时期的来临，甚至土著居民对此也感到恐怖。
地中海的热风、沙漠的暴风整天整天地怒吼着，经常的暴风雨对病人很有害。他厌恶非洲的气候，决心尽快地离开北非。从严寒到酷热这种周期性的天气变化对马克思恢复健康很不利。
但是直到五月二日，即大约经过两个多月的疗养之后，马克思才能够安全旅行。他叫一位阿尔及尔的理发师给他把胡须和长发剪短，并且拍了一张照片分别从马赛寄给了他的孩子们和恩格斯。马克思取笑自己改变了的仪容并且高兴地着了色，仿佛他的形像要在他的夫人身边重现似的。
他为此写信给恩格斯说：“他不懂得即使用不列颠式的粗鲁也不能‘制服’福图娜。” [55]
最近诊断的结果是，他的肋膜炎还没有完全治好，支气管炎甚至变成了慢性的。医生建议他到山区去住一些时候。医生认为，具有治疗效果的瑞士山区和新鲜空气一定对他大有好处。
这样，他立即动身到文特诺尔他女婿龙格那儿去，并且住在离恩吉安十五公里的硫矿温泉，他让还一直生病的杜茜也到文特诺尔来。最不幸的是，这时他的大女儿燕妮也病倒了。他似乎感到什么也消除不了他内心的痛楚。
后来马克思在八月中到瑞土去旅行，这里气温的变化也使他十分苦恼，但是他觉得身体确实好了些。九月中，他能够到巴黎去旅行，并且有几个星期去看望在伦敦的恩格斯。
马克思回到法国之后，马上又病倒在床上，没有什么东西能使他再高兴了。现在他连信也写得很少，而过去他几乎每天都要给恩格斯写信。医生禁止他在十二月份外出，他为病得要死的大女儿燕妮担忧，这使他失去了生活的乐趣和最后的生活意志。在疼痛稍稍缓和的几天当中，他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他打算校阅《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三版的清样，然后付印第二卷。
马克思由于历年过多的夜间工作而损害了健康。他在新的一年的头几个月健康更恶化了。
一八八三年一月十日他在给恩格斯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奇怪的是，现在每当神经受刺激，我的咽喉就立即被卡住，就象红色沃尔弗 [56] 卡住自己的兄弟——粮食投机商一样。” [57]
马克思回到伦敦以后还试图校阅《资本论》的清样，但是他病情继续恶化，恶心和咳嗽更加厉害，才使他打消了一切希望。
琳蘅·德穆特象母亲关心孩子似的护理病人，她常常一连几个小时坐在他的床边。当马克思获悉他的女儿燕妮于一月十一日在巴黎逝世的消息时，他心情十分沉重，象瘫痪了似的坐在安乐椅上几分钟。
当恩格斯同琳蘅走进房间的时候，伟大的思想家卡尔·马克思已经安静地长眠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失去了最好的、最忠实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他用手轻轻地合上马克思的眼睛，肃立默哀。
卡尔·马克思葬在海格特公墓，葬仪是很简单的。几个朋友、他的孩子们和琳蘅·德穆特最后伴送他到墓地。卡尔·马克思同他的夫人同穴，长眠在一起。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马克思墓前致了下列悼词：
“三月十四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 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一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 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58]
卡尔·马克思生平事业年表
1818年5月5日 卡尔·马克思诞生于特利尔城。
1835年9月24日 马克思得到高中毕业证书。
10月15日 马克思在波恩大学报名注册。
1836年8月底至10月中旬 马克思在特利尔波暑假。他与枢密顾问官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秘密订婚。
1841年4月15日 马克思得到博士证书。
1842年 马克思前往科伦，于10月15日担任《莱因报》编辑。马克思发表三篇关于摩塞河畔农区葡萄种植者贫困状况的通讯文章。
1843年1月 马克思发表一系列文章，进行论战，谴责普鲁士的新闻检查制度。马克思辞退《莱因报》编辑职务，并于3月18日发表声明，他“因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关系”退出编辑部。
10月底 马克思迁居巴黎。
12月 马克思为《德法年鉴》撰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文，他在文章中号召无产阶级群众争取实现“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
4月 马克思亲自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法国大部分秘密工人协会的领袖交往。
7月 马克思与蒲鲁东以及巴黎的《前进报》的编辑人员发生私人的关系。
8月28日至9月6日 恩格斯在巴黎拜访马克思，在马克思那里逗留了十天时间。其间，他们在所有的理论领域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从此他俩志同道合工作，结下了牢不可破的友谊。
9月至11月 马克思着手撰写《神圣家族》一稿，而且对十七和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者进行了研究。
1845年1月11日 法国内务部发函驱逐卡尔·马克思和《前进报》其它工作人员的命令。
4月初 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马克思向他阐述了自己所确定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的主要特征。
9月 马克思的次女劳拉诞生。
1846年2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进行国际的宣传活动，准备在科学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创立国际共产主义的组织。
他们在布鲁塞尔建立了通讯委员会。
8月15日 恩格斯迁居巴黎，在那里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
12月 马克思的长子埃德加尔诞生。
1847年6月初 共产主义者同盟首届代表大会在伦敦开幕。
7月初 第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哲学的贫困》在布鲁塞尔出版。
8月5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布鲁塞尔区部改组，马克思当选为区部书记。
8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德意志工人协会》。
11月29日至12月10日 马克思在伦敦出席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 会，大会通过了马克思的纲领性和策略性的原则。
1848年1月 马克思草拟《共产主义宣言》。
3月4日 马克思被逮捕，他和夫人一起被押送出法国边境。
3月10日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巴黎改组，马克思当选为主席
3月20日 一千册《共产主义宣言》从伦敦送到巴黎。
4月5日 马克思与恩格斯离开巴黎，首先去美因茨，商谈建立工人协会的事宜。
4月10—1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到达科伦，立即着手筹办《新莱因报》。
5月31日 《新莱因报》创刊号问世。
1849年2月8日 科伦陪审法庭审讯马克思、沙佩尔和拖奈德尔，控告他们号召人民拒绝纳税和举行武装起义，犯“煽动暴乱”之罪。
5月11日 科伦政府当局发出驱逐马克思的命令。
5月18日 《新莱因报》红色终刊号(第301期)发行几千份。
6月1日 马克思“带着普法尔茨民主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前往巴黎。其间，恩格斯以士兵的身份投入巴登战场。
8月24日 马克思离开巴黎前往伦敦。
1850年5月中旬 马克思结织咸廉·李卜克内西。
11月15日 恩格斯离开伦敦，到曼彻斯特进入他父亲的公司主持事务。
5月20日 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18日》在纽约出版。
10月4日 科伦共产党人审讯案开始。
1853年1月 马克思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审讯栗》小册子在巴塞尔刊行。
1859年6月10日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在柏林由弗兰茨·敦克尔出版社初版发行一千册。
1864年10月21日至2了日 马克思起草国际工人协会开幕词和章程。他指出， 工人阶级的首要使命是夺取政权。
11月1日 马克思向国际委员会宣读通过的开幕词和章程。临时委员会转为中央委员会。
1865年12月 马克思完成三卷本《资本论》的草稿。
1867年9月2日 《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初版发行一千册。
1870年9月18日 恩格斯到达伦敦，其住宅离马克思住地大约有十分钟的路程。
1873年5月中旬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第二版
1875年5月5日 马克思寄给白拉克《哥达纲领批判》一文。
1877年3月底 马克思着手修改《资本论》第二卷。
1880年6月 医生禁止马克思长时间的工作。
1881年12月2日 燕妮·马克思夫人经长时间重病以后逝世。马克思在医生的规劝下没有参加葬仪。
1883年1月11日 马克思的长女燕妮在巴黎逝世。
3月14日 燕妮逝世的消息使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恶化。他于下午约二点四十五分在伦敦的住宅逝世。